秦与北魏关系一向很密切，聘使往来频繁。姚泓被刘宋灭亡之后，其匈奴镇将姚成都与其弟和都举镇降魏。[32]明元帝拓跋嗣还特地下诏：“河东，河内有姚泓子弟播越民间，能有送致京师者赏之。”[33]可见当时拓跋嗣将拯救后秦宗室当作己任。笔者认为，这不但因为后秦与北魏关系密切，而且后秦是被刘宋灭亡的，它的灭国是整个北方的挫折。以此种情形推测，即便是一种对南方政权的姿态，北魏也应该表明继承后秦帝德的立场。高闾的考证是很可信的。即便高氏的考证不成立，按照十六国已经连续三次承认前朝帝德的趋势，北魏此时顺应潮流，重申土德，并加入承认后秦的内容，并不困难，也有利于胡人的整体利益。
但是，孝文帝沉迷于推行汉化政策，很不屑与其他胡人为伍，且不说北魏可能有过重申土德，以继承后秦帝德，即便没有，他也生怕有瓜田李下之嫌疑，必欲彻底避开后秦而后快，再定帝德乃势所必然。再定帝德意味着改变祖宗成制，于是交与大臣讨论。孝文帝早已胸有成竹，这本来是一次走过场的讨论，但诚实的高闾还是说出了应该继承十六国传统的理由。他说：
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苟位当名全，化迹流洽，则不专以世数为与夺，善恶为是非。故尧舜禅揖，一身异尚；魏晋相代，少纪运殊。桀纣至虐，不废承历之叙；厉惠至昏，不阙周晋之录。（中略）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中略）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34]
有这些理由，再加上前引后秦灭亡后，北魏曾重申过土德，以示继承后秦帝德，高闾的主张是很合理的。他与韩恒的思路相同，主张“夷狄之入于中国则中国之”，承认前朝胡人政权的合法性。但是，秘书丞李彪和著作郎崔光等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的主要根据是：首先，神元帝与晋武帝交好。刘石起兵时，北魏先祖桓帝和穆帝是以抗击胡人，保护晋人为宗旨。以后诸帝也以消灭中原胡人为使命。司马氏灭亡之际，北魏正好建国，所以当继承晋德。其次，“自周之灭及汉正号，几六十年，著符尚赤。（中略）自有晋倾沦，暨登国肇号，亦几六十余载，物色旗帜，率多从黑。是又自然合应，玄同汉始。”其三，秦朝不为汉朝承认，十六国诸政权更不能获北魏承认。[35]这一派的意见无论哪一条都极其不合逻辑。晋朝倾覆之际，北魏还不曾建国，只是称代王，哪有资格继承西晋帝德？何况北魏初期对西晋的敌意已如前述，非常清楚，何来与西晋的友善关系？时间六十余年纯属牵强附会，从西晋316年灭国到登国元年（386）明明是七十整年。以汉承周德来比拟魏承晋德一说，更加无稽。汉朝只跳过秦朝，北魏则跳过了十六国三个帝德连续的朝代。何况真正把秦朝永远排斥在外的是王莽，而不是汉朝（见前）。不过，强词夺理之论本是无逻辑可以分析的。诸人最后还给主土派扣了一顶大帽子：“绍晋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兹伪僭，岂非惑乎！” [36]讨论到了这种地步，已经不是平等对话。孝文帝本有倾向性，主水派的图穷匕首见，替他挡了所有反对者的言路，采用主水派的意见就毫无悬念。太和十六年（492）正月“诏定行次，以水承金。” [37]这次定五行次可以说是十六国北朝历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即中原地区已经形成的承认胡人王朝正统地位的共识被推翻了（北魏初也不承认，但毕竟那时北魏地处偏壤，对中原政治的影响甚微）。当时还未迁都洛阳，但由此已可感觉到汉化措施来势很猛。虽然新的帝德定法看似更汉化，但却是将胡人推开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倒行逆施，辜负了十六国胡汉精英将胡人纳入华夏大家庭的共同努力。所以，除了孝文帝及其追随者以外，普通人可能都被得罪了，不但伤及鲜卑人，也伤及其他胡人。北魏末年几乎是全体胡人大反叛，是否有孝文帝将所有胡人排斥在华夏正统之外的因素，很值得深思。
北齐：北齐取代东魏是“禅让”的方式，自然承认前朝胡人政权的合法性。但是正史上只记载北齐宣布取代东魏，却没有记载颁布新的帝德，非常令人费解。似乎北齐曾经有过推演帝德的尝试，但所得谶纬图瑞却很奇怪。550年文宣即位之日，也有“京师获赤雀，献于南郊”的记载。[38]按谶纬推演标准，赤雀呈祥，似乎该是应火德。隋朝建国时也有赤雀降临的记载，可以为佐证（见后）。但在五德推演中，北齐有这种符瑞却是不对的。出现这样不协调的符瑞，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北齐懾于宇文氏的威力，而不敢冒然行事。据《北齐书》卷三十《高德政传》记载，北齐文宣帝欲取魏而代之，遭到朝中很多大臣的强烈反对，杜弼的理由是：“关西是国家劲敌，若今受魏禅，恐其称义兵挟天子而东向，王将何以待之？”[39]也许正因为有此顾忌，文宣帝虽然坚持称帝，却以放弃继承魏朝五行帝德为妥协，以免惹怒宇文氏。儒生们弄出火德的符瑞，抑或是故意让推演帝德流产，以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定？只是，此机会再也没有了。北齐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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