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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北朝时期五行帝德推演所反映的不同正统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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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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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愿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馀，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如何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乃辞疾笃，廆深不平之。瞻又与宋该有隙，该阴劝廆除之。瞻闻其言，弥不自安，遂以忧死。[12]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作胡人的臣民，大约是我们后代人很难想象的心理折磨，“以殊俗不可降心”的确是当时很多儒家士大夫的普遍心态。他们连降心作胡人官吏都难以接受，遑论亲自为将胡人纳入华夏正统寻找理由。但是，并非所有汉族士大夫都象高瞻那么固执，因为也有很多人为了安身立命，以及实现自我价值，不得不进入胡人政权。但以儒家那么固执的“华夷之防“思想，要让他们从反感到接纳，再到为胡人解决合法性危机，不经历一番内心冲突，是不可能的。所幸儒家的理论很完备，很有伸缩性，“夷狄之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法宝可以用来安慰汉族士大夫。此所谓“中国之”可理解成“以中国人的标准要求之（汉化）”，也可以理解成“以中国人的待遇待之”。何况，若从“用夏变夷”的角度去看，将胡人纳入正统华夏秩序，是在“以中国人的待遇待之”的同时，给他们套上“以中国人的标准要求之（汉化）”的框框，为进一步汉化胡人奠定了基础。世界上的事，有正面就有反面，反之亦然。
后赵：石勒于319年建都邺城（今河北临漳），称赵王。328年，“茌平令师懽获黑兔，献之于勒，程遐等以为‘龙飞革命之祥，于晋以水承金，兔阴精之兽，玄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于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13]可见其身边的儒生循了前赵的旧例，要为他推演帝德，但是却否定前赵的合法地位。似乎那时石勒并不愿意接受，事情没有很快定下来。后来大臣们“以功业既隆，祥符并萃”，极力劝他称帝，石勒也并没有称帝，只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按理他不该有帝德。但是，后来“侍中任播等参议，以赵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腊，勒从之。”[14]石勒的犹豫是为什么，不得而知。有一种可能性，即他不在乎合法性问题，因为他没有汉人那样根深蒂固的正统思想。打下天下，天下就是自己的，何关乎什么天命呢？石勒来自中亚，且无文化，汉化程度与匈奴刘氏不能比。《晋书 . 石勒载记》记载，石勒曾因为刘曜没有信守诺言，进石勒爵为赵王而发怒：“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15]他建国以后，将自己的族人称作“国人”，而且“讳胡尤深”，都说明他对华夏文化并不象其他胡人那么崇拜。这也是当时在胡人当中并不少见的一种观念，比如他的后继人石虎，就更加极端。只是石勒对在华夏之区如何治国安民毕竟很陌生，身边有很多儒家士大夫辅佐，在制定大政方针方面，还是会听从儒生们的意见。所以，在儒生们的再三催促下，他终于接受了五行帝德。
从后赵儒生不承认前赵合法地位，还可以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儒生在对待胡人问题上采用“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双重标准——他们对待自己的君主，是用“夷狄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思路去包容，而转头对其他胡人统治者时，他们的思路立刻变成“华夷之防”，“华夷之辨”，绝不承认。换句话说，他们都把自己的君主当作独立的个案来处理，但胡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不接纳的。也可见这一时期虽然儒家士大夫接纳了胡族统治者，却并没有整体接纳胡人。其胸襟再是扩大了，也还是有限的。
前燕：前燕政权最为汉化，所以252年慕容儁一称帝，就推演帝德。在选择什么为其帝德的问题上，还有一番争论。最初，因为燕国得到了西晋的传国玺，群臣便上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 [16]但是，《晋书 . 慕容儁载记》中却没有记载慕容儁是否选择了取代金行的决定，若是，则当为水德。这个答案却在同卷《韩恒传》才见到，引于下：
（慕容）儁僭立，将定五行次，众论纷纭。（韩）恒时疾，在龙城。儁召恒以决之。恒未到而群臣议以燕宜承晋为水德。既而恒至，言于儁曰：“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实与之，而人夺之，臣窃以为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于震，于《易》震为青龙。受命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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