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曹植虽有藩王之名，实际上初封时仅有军队150人，且皆为老弱。至明帝时剩下行将朽木者五六十人。原有“士子”五百人，但前后三次征调已尽，王国内真正可用者“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岁已还，三十余人”。即便如此，明帝仍要下令征调。《三国志·曹植传》明言：“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其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由此可以说，曹魏诸王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领兵权。
　　（二）曹魏诸王封土屡徙
　　曹魏王朝不仅对诸侯王采取不能领民、领兵的“虚封”之制，而且频繁徙封。曹魏宗室迁转之频，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恐怕都是罕有其比的。现据《三国志》卷一九、二○所载诸王徙封的史实，对此略作说明。曹彰，曹丕弟，建安二十一年始封鄢陵侯，曹丕即王位，“彰与诸侯就国”；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立为任城王”；四年，朝会京师，暴薨。其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县”；太和六年，“复改封任城国”；青龙三年，“削县二千户”；正始七年，“徙封济南”。曹植，曹丕弟，建安十六年始封平原侯，十九年改封临淄侯，曹丕得王位，“植与诸侯并就国”；黄初二年，受污陷，贬爵安乡侯；不久改封鄄城侯；黄初三年，立为鄄城王；黄初四年，徙封为雍丘王；明帝太和元年，徙封浚仪；太和二年，复还雍丘；太和三年，徙封东阿；太和六年，“以陈四县封植为陈王。”曹丕父子对曹植监控尤严，黄初、太和年间几乎年年改封、徙地。对这种非人的待遇，曹植内心深处是极为不满的，他在《迁都赋序》中说：“余初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未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又如中山王曹衮，他于建安二十一年始封平乡侯，第二年改为东乡侯、赞侯；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进位北海王，四年改封赞王；黄初末徙封濮阳，太和二年就国，太和六年又改封中山王。曹衮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以谨重几为曹丕父子树为楷模，但依然徙封不断，其它诸王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了。因此，由上述三例，足见曹魏宗室居无定所的狼狈之状。前引《袁子》所谓“位号靡定，大小岁易”，确是实情。
　　曹魏王朝之所以对宗室诸王采取频繁的迁徙政策，其目的是防止诸侯长期居住一地，与地方势力交结。而在频繁的迁徙过程中，诸侯王的精神不断受到摧残和折磨，而且他们的徙封之地，往往条件很差，几年中便徙封一次，一切都难以经营，甚至连最码的生活都难以为继。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徙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流放，一些人在不停的迁转中消耗掉了锐气与生命。《三国志·曹植传》便说：“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其他诸王虽没有曹植这样强烈的心理反应和怨愤之情，但他们也大多郁郁寡欢，心气难平。
　　（三）诸王“无朝聘之仪”，严禁交结
　　曹丕得位，把宗室诸王公皆赶到封地，目的是让他们远离权力中心。也是为了这一目的，他不允许诸王定期朝会。《晋书》卷二一《礼志下》载：           

　　魏制，藩王不得朝觐。魏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

《通鉴》卷七二也载：“黄初以来，诸侯王法禁严切，至于亲姻皆不敢相通问。”可见这一制度是曹丕明确下来的，魏明帝也说：“高祖践阼，祗慎万机，申著诸侯不朝之令。”[5]此制使诸王完全与世隔绝，不要说参与军政，甚至连起码的人伦亲情也不能满足。因此，长期的封地生活，使他们倍受情感上的折磨。曹植太和五年所上《求通亲亲表》，对此有非常真切的表达：                           

　　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不敢乃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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