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袁子》称曹魏宗室“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说得也是这种情况。曹冏上书在正始三年，此时以司马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势力已经崛起，渐呈取代曹魏之势，故冏之上书，实为亡羊补牢之举，当然看得真切。
　　不过，在此之前，曹魏宗室中已有人看到了压制诸王的危害性，其中有些人还是很有才能并愿意报效国家的。如曹丕弟曹彰，是一个难得的英武之才，曹操在世时便命其为将，北定代郡乌桓之叛，又以其为越骑将军，镇守关中。以曹彰之威望、才能，自然非曹真、曹休可比，以他居外镇守，可为国家柱石，司马懿要想染指曹魏军权，恐怕一时难以得逞。但黄初四年彰朝谨，暴薨，实际上是曹丕将他害死的[10]。彰之死，是曹魏王朝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曹植也想为国效力，他在一首《杂诗》中坦言：“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但文帝时非但不得重用，甚至屡有生命之虞，幸得母卞太后相佑得免。明帝时，生存状况略有改善，他便一再上书求用，《三国志》本传载“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他在《求通亲亲表》中说：“臣伏自惟省，岂无刀锥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他在太和二年所上《求自试表》中表达得更为明白：                                      

　　今臣蒙国重恩，三世于今矣。……退念古之受爵禄者，有异于此，皆以功勤济国，辅主惠民。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若此终年，无益国朝，将挂风人‘彼其’之讥。……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廨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禽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策。……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他在太和五年所上之《陈审举表》中又表达了强烈的报效国家的愿望：“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暗与之合。窃揆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曹植之一片爱国热诚，可谓情深意切。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六中论此曰：“（植）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植自料才武犹不后于（曹）真、（曹）休，故恳恳求试，诚不忍为秦、越之视也。”但魏明帝对曹植之屡屡上书求试，并未重视，仅下一“优诏”安抚之。正如元代史家胡三省所指出：“植求自试，而但以优诏答之，终疑之也。”[11]确实，明帝比之乃父，虽对诸王的监控有所缓和，生活上有所照顾，但仍怀有疑虑，未予任用。如太和六年明帝准允诸王朝会，“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12]曹植一生无所用，死时年仅四十一岁。曹植如此，其他诸王的境遇、心态也莫不如此。
　　（五）诸王“禁防壅隔，同于囹圄”
　　前引《袁子》称曹魏“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验之史实，确不为虚。当时设有专门监督诸侯王的官职。据《三国志·魏志·中山王衮传》，监官中有“文学防辅”。查《晋书·百官志》，王官置师、友、文学各一人，而无“防辅”字样，可见这是魏之特制。胡三省指出：“防辅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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