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秦据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号谥至万叶，而二世颠覆，愿为黔首，由枝干既扤，本实先拔也。盖圣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勋亲亲；俊乂在官，则功业可隆，亲亲显用，则安危同忧；深根固本，并为干翼，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吕、召、毕，并在左右；今既无卫侯、康叔之监，分陕所任，又非旦、奭。东宫未建，天下无副。愿陛下留心关塞，永保无极，则海内幸甚。

栈潜以周制为例，主张在中央与地方皆重用宗室，“深根固本，并为干翼，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栈潜实际上是看到了曹魏统治深刻的危机，暗示着异姓权臣对曹魏的颠覆。
　　对这一问题说的最清楚的是曹魏的直臣高堂隆。景初元年，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引曾子之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峙，镇抚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汉吕之乱，实赖朱虚，斯盖前代之明鉴。”[28]高堂隆在临死前，无所顾忌，一语道破了当时的危急状况，其根源是文帝黄初之际禁锢宗室、用异姓造成的，要求明帝解除对诸王的禁锢，使他们参政、典兵，“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胡三省说：“司马氏之事，隆固逆知之矣。”[29]确实, 这里的“鹰扬之臣”正是指的司马懿及党羽。东晋习凿齿说：“高堂隆可谓忠臣矣。君侈每思谏其恶，将死不忘忧社稷，正辞动于昏主，明戒验于身后，謇谔足以励物，德音没而弥彰，不可谓忠且智乎！”[30]高堂隆确是曹魏之忠臣。
　　对这些朝臣的谏诤之言，特别是高堂隆的忠告，不能不使魏明帝有所触动，他似乎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察到了司马懿潜在的危胁。据《三国志·魏书·陈矫传》注引《世语》：“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魏明帝以司马懿是否“社稷之臣”问陈矫，实际上表明他内心对司马懿的怀疑。他也考虑任用亲属掌军政，排斥异姓权臣。《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载明帝与资言：

　　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             

但孙资表示对宗室要慎用，并为司马懿专权开脱，他说：“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意有异同。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平、勃、金、霍、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国，于事为善。”这是阻挠明帝用宗室亲属。景初二年（238）十二月，明帝疾笃， 他先确定了一个以燕王曹宇为首的宗室顾命集团，将司马懿排除在外，《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明载：“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燕王宇传》亦载：“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异之。及即位，宠赐与诸王殊。青龙三年征入朝。景初元年，还邺。二年夏，复征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明帝本欲以燕王宇等总揽军政，“属以后事”。但诸人“受署四日”便皆免职，真的是曹宇“深固让”？或者是“帝意亦变”？其实这都是史家的托词，其关键在于刘放、孙资乘明帝气绝之机，屡屡篡改诏令，迫使明帝罢免燕王宇诸人，急召领兵在外的司马懿入京，确立了宗室曹爽与世族代表司马懿共同辅政的格局。因此，在燕王宇“受署”的四天里，他们与刘放、孙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最终他们失败了，这样，明帝以“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的打算落空了。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考论，此不赘述[31]。
　　正始年间，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曹爽组建了以其兄弟、何晏、夏侯玄等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而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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