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收到此表后，也颇觉乃父此举有违人伦，诏报曰：“今令诸国兄弟，情礼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王援古喻义，备悉矣，何言精诚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贵贱，崇亲亲，礼贤良，顺少长，国之纲纪，本无禁锢诸侯通问之诏也，矫枉过正，下吏惧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述。”[6]这里明帝为曹丕开脱，说“本无禁锢诸侯通问之诏”，是那些跟风的“下吏”矫枉过正所至。这并非事实。他在太和五年颁布的准允诸侯“通亲”、“朝聘”的诏书中说：“古者诸侯朝聘，所以敦睦亲亲，协和万国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诸王在京朝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嫡子一人入朝。后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7]
　　魏明帝虽然允许“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嫡子一人入朝”，但不意味着对诸王的监督放松了。其实，明帝时诸王朝会虽略缓其思亲之苦，但其实际地位与待遇并无多大改善，而且没有真正改变限制诸王朝谨的制度，准允朝谨只是特许。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便是在这种特许的朝觐期间，对诸王仍有诸多限制，动辄便遭削封之惩。如中山王衮，《三国志》本传载：“初，衮来朝，犯京都禁。青龙元年，有司奏衮。诏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议亲之典议之。’有司固执。诏削县二，户七百五十。衮忧惧，戒敕官属愈谨。”衮犯何禁呢？据注引《魏书》：“王乃来朝，犯交通京师之禁”。同时受惩的还楚王彪，《三国志》本传载：“初，彪来朝，犯禁，青龙元年，为有司所奏，诏削县三，户千五百。”这些王侯长期在外，难得返京，难免会见亲属故旧，但稍有不慎，便会犯“交通之禁”。又据任城王楷、彭城王据本传，他们皆因遣人至“中尚方作禁物”，各“削县二千户”。明帝此举，意在警示诸侯，让他们小心行事。据《三国志·赵王曹干传》，干于“青龙二年，交通宾客，为有司所奏”，明帝下诏诫诲之曰：“……楚、中山并犯交通之禁，赵宗、戴捷咸伏其辜。近者东平王复使属官殴寿张吏，有司举奏，朕裁削县。今有司以曹纂、王乔等因九族时节，集会王家，或非其时，皆违禁防。”曹魏宗室中的不少人物文化修养甚高，他们长期不能交结士人，精神上极为苦闷，对此，曹植在《求通亲亲表》中说：“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故在朝觐期间，有人与士人交往，但明帝是绝对不允许的。由此可见，明帝对诸王的监督并未放松，所谓朝会也只是依照文帝“若有诏得诣京都”的旧制[8]，并无根本改观。

　　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拨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今之用贤，或超为名都之主，或为偏师之帅，而宗室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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