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说，曹魏苛禁诸侯政策始于曹操，根本原因在于法术之治，这与秦朝政治有相似之处。
　　不过，虽说曹魏苛禁诸侯有其必然的思想根源，但这一政策执行的如此严厉，则有其具体的原因。曹操生前，他对诸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不仅让诸子各言其志，而且尊重他们的选择，用其所长。曹操在一封令文中曾明确的说：“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孝慈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25]显然，曹操是想诸子并用的。验之史实，曹操确有这方面的安排。如建安二十三任命诸子中最为骁勇的曹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率军平息代郡乌桓的反叛。此役结束，曹操急召彰至长安，以彰行越骑将军，留守长安，这便将关中的方面重任托付给了曹彰。但曹操的诸子有才“必用之”的想法未能全面落实。曹丕初登王位便立即将诸弟全部赶往封地，并厉行禁锢之策，甚至谋害曹彰、曹植，一个重要的直接因素便是曹操在继嗣问题上长期议而不决，曹丕虽以年长而具有名份上的优势，但实际上地位并不巩固，几为曹植取代，而曹彰在争嗣斗争中则倾向曹植。因此，曹丕对诸弟及宗室心怀忌恨，愤愤难平。这种心态决定了他对诸侯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魏明帝对宗室虽在表面上有所礼遇，但本质上并未改变拘禁之策。
　　曹魏一代苛禁诸侯的政策，就其后果而言，虽然在表面摧残了宗室诸王的势力，巩固了曹丕父子的统治，但从其长时间的效果看，则严重危害了曹魏的统治。因为在绝对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下，曹丕父子排斥同宗，这使得曹魏统治者在与世家大族的斗争中显得十分孤立。儒学世族作为东汉中后期占有历史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尽管在汉魏之际一度受到军阀混战的冲击，但他们根深蒂固，在曹丕立国时便确定了“九品官人之法”，为其日后的复起奠定了基础。在中央中枢权力方面，曹丕死前，以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共同辅政，真、休为远房宗室，群、懿乃世族之代表，特别是司马懿有计略，参掌兵权，渐成朝臣之首望，明帝之世，他凭藉西御诸葛、北灭公孙等功勋，其声名已无人可及。在中枢权力方面，曹丕为强化皇权，改秘书省为中书省，以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曹魏书檄诏喻多出自二人之手，二人“遂掌机密”，明帝时“尤见宠信”，得以把持曹魏中枢要害数十年之久，史称“孙、刘于时号为专任，制断机密，政事无不综”；又称“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26]考之史实，明帝时有不少重大决策实际上是由他们做出的，甚至作为朝臣之首的“三公”人选也皆由他们决定。据《三国志·魏书·辛毗传》，毗为人鲠直，不善阿谀，其子敞谏曰：“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不然必有谤言。”毗不纳，后议以毗为尚书仆射，二人以毗“性刚而专”相攻讦，终使明帝弃之而不用。刘放、孙资皆出身儒学世族，与司马懿同声共气，成为司马氏之“内主”。当时蒋济等已看出二人“号令为专任”，上书提醒明帝说：“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弊，……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若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27]蒋济实际上已看到了曹魏皇权旁落的趋势。
　　当然，看出曹氏统治危机的非止蒋济一人，一些关注曹魏统治的宗室与朝臣也察觉到了政局的变化，并向明帝上书，希望明帝能改变宗室政策，启用宗室人物，以扼制权臣势力的膨胀。从有关文献记载看，较早觉察这一问题的恐怕是曹植，他在太和二年的《求自试表》中自诩“臣敢陈闻于陛下者，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也。”在这里，曹植提出了宗室“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的问题，这是与朝臣相对而言的。他在太和五年的《陈审举表》中更明确的指出曹魏的现实危机：

　　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摄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患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

曹植明确提出了“公族”与“异姓”的问题，他明白世族权臣地位的上升必然会造成政权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