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圜丘祭昊天上帝为不同的礼，王肃认为合一。由此看来，王肃的学说虽然另起炉灶，但跟郑玄的仍然有共同的思维基础——他们是在同一种宇宙观的前提下探讨问题的。
因此，郊丘合一还是互异、天与五帝是合是离，究其本质绝非神学角度上的争论。天与五帝作为宇宙最高最神秘力量的代表，其形状、性格、能力和对个人的作用却不被关心，这些都表明郑、王的经学不是神学，而以其为理论基础的魏晋王朝祭礼更不是“宗教“（religion），而是实践统治者心目中理想的宇宙和伦理秩序的礼典。皮锡瑞说：“（王）肃以晋武帝为其外孙，其学行于晋初。晋初郊庙之礼，皆王肃说，不用郑义，”[2]亦说明了魏晋郊庙诸礼徘徊于郑、王说之间的情景。
郊祀肇源于宇宙与人伦合一的理想。而汉末以来的政治混乱，疆土分崩的现实使这一无补于行政效率的典礼空前地局蹙。以三国礼仪制度最完备的曹魏为例：曹魏郊坛的建立拖了很长时间。文帝曹丕时刑法严峻，好营宫室，因此以儒家经学为基础的礼仪不受重视，黄初、太和年间（220—233）都没有建立，到了青龙（234-237年）中，名儒高堂隆终于因星孛于大辰上疏，
“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兴戎军国之费，所尽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3]
于是到明帝景初元年（238）魏终于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冬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裴注中记载了诏书的内容：
“……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这里提到了始祖配天，先妣配地，明堂配祖。这些中，以始祖配天《尚书》中就有，《召诰》记洛邑作成之后，“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天帝用一牛，周人始祖后稷用一牛。该制从战国时期起，随整体王朝祭礼的崩坏而湮废，直到西汉后期乃至新莽时期，在公卿们以经学为准大规模改动祭礼的背景下才重新确立，并成为历代郊祀的定制；其次，以先妣配地是先秦古书记载所没有的，它是王莽改动郊祀的结果[4]，曹魏也遵循了此做法；宗祀文帝于明堂，则按照《孝经》“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新莽、东汉皆有此礼，曹魏继承了此制。《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总之，这些都是沿用故旧而已，谈不上有什么特色。值得注意的是诏书提到的郊祀场所有圜丘、方丘、天郊、地郊。郊、丘别立，采用的是郑玄的说法。秦惠田《五礼通考》卷七：“马端临《文献通考》认为此郊与圜丘为二处，用郑玄之说。其时康成所注二礼方行，王子雍（王肃）虽著论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说。”即此时王肃虽然已经立说，但还没有得到承认。
这样曹魏的南郊祭天制算是订立了。细察《宋书·礼志》，会发现明帝青龙、景初年间是王朝各种礼典订立最多的时期，正朔的确立、七庙的齐全（详下文）都是在这一时期。自正始以后，曹氏、司马氏党争激烈，公卿大臣们皆被卷入，谁也没有心思再关心郊祀，于是终魏世不复郊祀。
晋代魏之后就开始订立自己王朝的郊祀制度。《宋书·礼三》记晋武帝泰始二年正月下诏群臣讨论此制：
“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今便为永制。众议纷互，遂不时定，不得以时供飨神祗，配以祖考，日夕叹企，贬食忘安，其便郊祀。”
当时群臣认为“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五帝与天合一，是王肃的说法，五时迎气于五郊在郑玄看来要祭感生帝，王肃认为并无五感生帝，因此五时迎气为“王气时异”所祀昊天上帝。这一说法被晋武帝采纳。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当是因为先后配地不见于经书记载。武帝都听从了。这样讨论确定之后，晋王朝开始了自己的郊天活动。《宋书·礼三》记载泰始二年二月丁丑，郊祀宣帝（司马懿）以配天，宗祀文帝（司马师）于明堂以配上帝。不过晋的通儒有司们似乎还不满意，同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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