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秦汉乡亭里到隋唐村落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转变。五胡入据中原与坞壁的普遍兴起，把中国社会瓦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坞壁的崛起，造成新的豪强门阀政治格局，由此产生的乡村组织为国家政权所吸收改造，是中央集权加强与门阀政治衰落的演进过程，表现初国家内在统一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 坞壁 村 魏晋 隋唐 门阀政治

一、坞壁的产生及其基本特点

　　秦汉时代，乡、亭、里既是政府的基层行政组织，也是人民的生产生活单位，其外有城栅，内部设有公署监狱，置吏管理户籍课役，开闭扫除，逐捕盗贼等事。城内聚居与行政单位相统一，是其重要特点、对此，清代学者早有所论，当无疑义。[1]
　　动乱时代，乡亭里成为掳掠财富与人口的目标，常遭兵燹。所以，城内百姓便在乡里大族率领下，逃往山林陂泽，聚众凭险自卫，从而形成“坞壁”。王莽末期，樊宏“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2]冯鲂“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3]第五伦聚众，“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褒，褒见而异之，署为吏”，[4]由此可知，坞壁早在王莽时代就已出现，此后，每逢大的战乱均可见到，如曹操部将李典和许褚原来都是坞壁主。这是坞壁出现的时代特点。
　　坞壁的分布范围极广，并不限于中原或汉族地区。马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5]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6]“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寺塔”。[7]坞壁泛滥，莫过于五胡十六国时代。那些互不统属的民族，犹如一群追逐水草的野马，恣意纵横奔突，在如雨的铁蹄下，中原传统社会组织随着一个个城邑的陷落而分崩离析，失去任何保护的汉人几乎是出自求生的本能，纷纷逃离成为战场的乡里，辗转流徙于各地。他们在西晋残余将官或乡里豪强的统率下，结成一个个独立的组织，各自为战，力求自保。“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8]，自卫性质的坞壁聚垒遍布于中国各地，这是坞壁在地域上广泛分布的特点。
　　坞壁既是为逃避战乱而建，故大多设立于远离城邑的山林川泽地带。例如，洛水流经的檀山，“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一合坞，“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惟筑西面即为固。”此外，如云中坞、合水坞等坞名所示，[9]坞壁一般建在易守难攻之地。《资治通鉴》“永嘉四年七月”条，胡三省注释坞壁道：“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为坞主”；《后汉书·刘玄传》“离乡聚”之李贤注也说：“离乡聚谓诸乡聚离散，去城郭远者”；以及李流起义时“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的事例所见，[10]坞壁乃是从国家地方行政组织脱落出来的宗族流民自治组织，从秦汉的乡亭里到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实为动乱年代社会基层组织的一大演变。

二、坞壁的组织形态与共同体理念的贯彻

　　从上节所引资料可知，坞壁大多为自卫性质的组织，他们力图独立于乱世纷争之外，期待着被新的统一政权或其认同的势力集团接纳吸收，即如前述冯鲂筑营“以待所归”，或第五伦诣郡为吏。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则他们也能长期保持独立，《魏书·薛辩传》记载，薛辩一族自蜀徙至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南），从祖父到他三代，统领部众，“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即是一例。
　　林林总总的坞壁，差别甚大。敦煌石室本《晋纪》记载：“永嘉大乱，中夏残荒，堡壁大帅，数不盈册，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11]从几百到数千家，坞壁的规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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