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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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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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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屯聚，而峻最强。遣长史徐玮宣檄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远近感其恩义，推峻为主。”苏峻得到诸屯拥戴，除了实力最强的因素外，还在于推行“王化”，使“远近感其恩义”两点。
行“王化”也就是以儒家宗法原则统辖坞壁。《宋书·王懿传》说：“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北方原来就重同姓宗法关系，在坞壁内部更是如此。前述庾衮事例里，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聚禹山，以其心腹为坞壁内的邑长、里贤，将坞众编为部曲，使整个坞壁笼罩于宗法关系之下，并律之以“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的大义，组成坚强的团体。这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具体运用。所以，在社会分裂为坞壁林立的情况下，随处可见的是宗族社会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大幅度加强。
与宗法关系相辅相成的，是通过贯彻儒家共同体理想而重组乡里社会，郗鉴在乡里“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12]祖逖率众南迁时，“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13]庾衮在坞壁内“均劳逸，通有无”，使“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魏晋南北朝时代新起的强宗大族与以往腐朽的世族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他们深深地扎根于乡村，与乡党民众生活在一起，通过实行一些扶弱济困、有无相通的“恩义”措施，造成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观念，从而获得其诚心归依，奠定了垄断乡村的权力基础。特别是在个人权利和社会公正得不到保障的时代，政府的苛政甚于豪强的剥削，驱使农民大量流入豪门，更加强了乡村豪族的地位。例如，萧梁的张孝秀“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14]形成豪族与政府争夺劳动人手与控制乡村的局面。
从坞壁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强宗大族能够控制乡村，还在于贯彻某些体现共同体观念的原则。这实际上蕴含着对社会黑暗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以及构建未来社会的养料。因此，如何将某些原属于乡村社会的观念原则提升为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及其政策措施，将是关系到新政权统一安定而必须认真解决的重要课题。 三、门阀政治的推移
五胡十六国动乱所造成的最深刻影响，并不在于皇室的更替，而在于这场浩劫把一个自上而下秩序井然的国家社会撞成碎片，瓦解成一个个相互独立的集团，而胡族以部落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更加强了这一趋势，这是我们认识魏晋南北朝时代最重要的出发点，也是中国空前绝后长期大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战乱时代崛起的坞壁及其豪帅，构成了南北朝时代动乱的温床和门阀政治的基础。这些坞主豪帅兴起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虽然和旧时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冒充老牌世族，但可获得确证者为数不多。这种以生活在乡村并牢固控制民众为特色的乡里豪帅，并非前代世家大族的简单延续，不能毫无甄别地混为一谈。
当上层为争夺政权殊死搏斗而造成社会失控时，基层形形色色的坞壁也在为自身利益和生存空间殚精竭力，实力政治的法则，使得他们或者相互吞并，或者结成联盟。风暴过去，尘埃落定，在相互依存又相互牵制的格局下，有实力的坞壁得以保存，强宗大族号令乡村、割据一隅的局面也随之固定下来。他们中间更产生了一些以“统主”为代表的地区性集团，例如，河东地区的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遂拜置征、镇，为鼎之势”；[15]“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相率结盟”。[16]
以坞壁武装为后盾的强宗大族，其向背直接关系到社会乃至政权的安定。后赵石勒倾注全力去攻打各地坞壁，即可略示一斑。然而，只要分裂动乱的局面没有消除，国家政权的公共职能不能充分发挥，则单凭武力镇压无济于铲除遍地生根的坞壁。更何况外部势力很不易控制坞壁。西晋末年，魏该让其部将马瞻袭杀杜尹，夺其一泉坞。魏该打算南徙，却因坞众不从而不得不单骑出走。马瞻投降匈奴刘曜后，坞众又密请魏该回来，共诛马瞻。[17]这一事例清楚表明，外来势力即使通过武力据有坞壁，也难以得到坞众的归顺，在决定坞壁进退去从的大事上，坞情民意起着主导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国家政权就不能不与强宗大族妥协，通过他们来控制乡村。北魏初期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度，就是在此背景下结合鲜卑习俗而产生的。《通典·乡党》说：“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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