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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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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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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矣。”
“宗主”就是垄断乡村的豪族，他们不少实由坞主演变而来。《北史·李灵传》记载：“（李）悦祖弟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不仅中央政府要任用大批强宗大族以巩固政权，而且，地方官员也不得不致力于网罗豪强来实施统治。陆任相州刺史时，“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礼待之，询之政事，责以方略。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又简取诸县强门百余人，以为假子，诱接殷勤，赐以衣服，令各归家，为耳目于外。于是发奸摘伏，事无不验。百姓以为神明，无敢劫盗者。”[18]
由此可见，南北朝时代的国家政权通过与强宗大族的合作而暂时稳定，构成新的门阀政治格局。但是，分裂的因素也因此埋藏下来，造成国家权力的不完整。至于那些桀骜不驯为害一方的豪强，更是国家政权的心腹大患，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再掀波澜。《关东风俗传》说:“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凡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19]显然，强宗大族对乡村的垄断，已成为国家统一的赘疣。而且，这种局面长期固定下来之后，宗族共同体温情脉脉的面纱就无法继续掩盖剥削压迫的事实。
于是，国家着手对地方豪强展开政治和经济的斗争，北魏孝文帝变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使三长隶属于郡县，纳入国家体制，逐步削弱了他们的独立性和政治势力。同时，通过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体现出国家制度的优越性，用经济手段把豪族的依附人口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这一系列加强国家权力的改革，都循着在体制内吸收消化地方势力的方向进行，显然是基于不能用行政或暴力手段消灭社会阶层的正确认识之上。然而，这一进程被“六镇之乱”所打断。
北周以六镇鲜卑支流起家，兵微将寡而能立国，甚至统一中原，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就在于得到关中与河东大族豪帅的全力支持。当年宇文泰随贺拔岳入关时，兵不满二千，幸得弘农杨侃为先导，争得关中豪杰归附。以后，关中政权更是以当地世族为支柱。宇文泰在与高欢几次生死大战中，虽惨败而能获免，胡三省以为“盖二人智力相敌，足以相持而不足以相毙也。”[20]其实，根本原因还在于河东一带的豪族支持宇文泰，致使高欢不敢孤军深入。从洛阳到潼关一带，如龙门西岸弘农杨氏老巢杨氏壁、张氏壁（今河南省宜阳县西北）等，[21]都是当年抗击高欢的重镇，使得关中得以稍安。后来，宇文泰还通过建立府兵制度，进一步把乡兵吸收到政府军中，不但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而且还使关中豪强大族完全纳入国家机构中。
北周政权与地方势力的结合，同时也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南北王朝的民族问题。在前引统主事例中，已可见到张平统辖的坞壁拥有“胡、晋十余万户”的民族融合事例。而后，这一趋势也在不断发展。例如，宇文泰的功臣李贤、李远和李穆三兄弟，自称出自陇西李氏。然而，根据李贤墓志的记载，可知李氏为鲜卑拓跋族人，冒充汉族世家。[22]这种事例显然还有不少，足以证明当上层统治者尚被民族问题所困扰的时候，社会基层已经开始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北周较好地吸纳地方势力和克服民族矛盾，是其强盛的根本原因。此亦为隋唐王朝所继承，开后世风气。 四、隋唐的村制
随着政局逐渐平稳，坞壁的主要功能也由武装自卫逐步演变为日常生产，由此产生新的社会基层组织──村。这样，自表面上看，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秦汉时代的乡亭里，经过动乱年代的自立组织坞壁，又回归到国家建制单位的村。
宫川尚志博士指出，[23]中国正史里的村，首见于《三国志·郑浑传》：“又以（魏）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明帝闻之，下诏称述，布告天下。”亦即经过汉魏战乱，北方出现了崭新的村落组织。此后，有关村的记载大量见于六朝史籍。宫崎市定博士甚至认为，[24]从乡亭里到村的演变，是中国由城邦帝国向领土帝国的转变，促使城乡完全分离，从而由古代迈入中世，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上述两位博士还从文字考古方面论证，在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里，没有收录村字，说明当时没有村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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