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活跃人物的阶层归属

　　上节已大致叙述了那些在八王之乱中推波助澜的活跃人物，本节主要分析他们的阶层归属。由于这些人在史书中大多未设专传，其事迹散见于各种史籍，因而只能从中粗略地勾勒出其大致归属。
　　在上述人物中，可以明确为士族高门的是卢志与石超。卢志，幽州范阳涿县人，属这一时期的著名士族高门之一，其曾祖父卢植为汉末大儒，且出任要职；祖父卢毓历任曹魏吏部尚书、尚书仆射、侍中、司空；伯父卢钦任西晋尚书仆射、侍中；父亲卢珽为西晋卫尉卿。卢志家世显赫，本人又有才干，在动乱中应成都王司马颖之辟遂成为其谋主。
　　石超，冀州渤海南皮人，在汉魏时期其家族地位并不显赫，其祖父石苞在曹魏后期地位上升，成为方面大员，又是西晋的开国元勋，历任大司马、司徒，封郡公；叔父石崇曾任散骑常侍、侍中，又出镇方面，且是西晋争奇斗富奢靡之风的代表人物；属于魏晋时期的新兴士族高门之一。不过石超的父亲石乔虽曾任尚书郎、散骑侍郎，但因事被废黜后一直未再出仕，在家族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在石崇被孙秀杀死后，石超投靠成都王司马颖，成为其统军大将。
　　李含，原籍为秦州陇西狄道人，侨居在雍州始平郡。其家世寒微，因才干得到某些当权者的赏识，被州郡举荐为孝廉、秀才，历任州别驾、秦国郎中令、始平令，还曾任始平郡中正，显然已经属于士族。不过，尽管他已进入士族，但并不属于当时控制政权的士族高门，在当时人的表章中仍被称为“寒门”。他在进入仕途前后，还曾屡次受到一些士族高门的排挤打击。[10]
　　公孙宏，在事件发生时任楚王司马玮长史，“初，谯人公孙宏少孤贫，客田於河阳，善鼓琴，颇能属文。（潘）岳之为河阳令，爱其才艺，待之甚厚。”[11]反映出公孙宏家世贫寒，且缺少宗族、亲戚的支持，离开自己的乡里，在外求生，其处境与李含有近似之处。其职位虽不低（楚王司马玮时任卫将军，长史为六品），但未曾出任中正，看来社会地位似还稍低于李含。
　　 张林，常山真定人，其曾祖父张燕在曹魏时曾任平北将军，封侯，且子孙世袭，但从张林所任官职（通事令史，八品）等目前所能见到零散记载来看，这一家族显然不属于占社会主流的士族高门，[12]张林所任职与这一时期另一寒门人士刘卞在被降品（由四品降至六品）后所任职相近，[13]则他的乡品亦当较低，属位于士族底层的寒士。
　　孙秀，琅琊人，最初为郡国小吏，已知其曾先后服侍过潘岳、司马伦（当时被封为琅琊王），从其出身所任职来看，为不入于士流的寒人。但其在任郡国小吏时，曾得到中正王衍的品评，因而跨越了士庶界限，其在随司马伦迁徙到赵国后出任国侍郎（八品），正是由于得到了乡议品第。[14]
　　张方，河间人，“世贫贱，以材勇得幸于河间王颙，累迁兼振武将军。”“初，（张）方从山东来，甚微贱，长安富人郅辅厚相供给。及贵，以辅为帐下督。”[15]虽然因其在“八王之乱”中手握重兵，曾历任要职，但在动乱前显然不属于乡议品评的九品范围之内，似是前述人物中唯一可以确定为寒人的。
　　上节中曾提到禁军中下级将领在动乱中所起的作用，但这些将领的身世大多皆难于考察，在《晋书》中唯一有传的是孟观。孟观，渤海东光人，其父、祖名讳、事迹皆未书，按《晋书》撰写的惯例，当未出仕，且亦非地方大族豪强。孟观“少好读书，解天文。惠帝即位，稍迁殿中中郎。”虽然记载简略，且未提及其起家官职，但从其自幼读书，并结合所任官职来看，当属于乡品较低的寒士。
　　除去这些在史书中记载稍多的人物外，就目前所见的记载来看，其余人物的事迹都过于简略，较难于做出准确的判断。从他们所担任的官职看，基本上都属于寒士或寒人，[16]也即是上文中所提到的寒门的范畴。因此，在本文中只使用高门与寒门的概念，[17]而不再细分，这既是因受史料的限制，同时也因其正符合当时社会的流行习俗。（关于此点，将在后文中详述。）

三、上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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