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较量的结局

　　寒门人士借助诸王对皇位的觊觎之心，通过打破政权的正常秩序与选任制度来开始其自身的上升之路，尽管外在表现形式为宗室诸王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但在表象之下隐藏着渴盼上升的寒门人士与垄断政治特权的士族高门之间的较量。
　　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寒门人士仅仅基于感觉到自身所受的不平等待遇，没有进身之路而投身动乱，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既不是以推翻西晋政权为号召，又没有打破士族高门垄断政治特权的计划，即使其进入国家权力中枢，也只是改变了自己与相关小集团的地位，并未对原先压抑自己的各项制度提出修改方案或建议，因而从当时史料中看到的是在动乱中若干个人或小集团迅速改变自身地位以及他们利用手中权力报复以前压抑或凌辱自己的士族高门，却几乎没有看到其为试图改变政策或制度所进行的努力。
　　由于寒门人士对于新选任体制存在着普遍的抵触情绪，尽管没有一个机构来协调他们的行动，没有一个人或小集团来充当他们的领袖，但仍具有着巨大的能量，只是为西晋政权的统治力所压抑，未能显现出来，而潜伏于社会矛盾的底层。一旦机会适宜，爆发出来，则势不可挡。寒门人士虽未以颠覆西晋政权为目标，但其种种做法却削弱了西晋政权的统治能力，激发了潜伏在西晋政权统治深层的诸多矛盾，一步步将西晋政权推向灭亡。
　　晋武帝遗留下来的是一个相互制约、关系微妙的非常态政权，由于其已经考虑到最高统治者或许不能完全胜任治理国家重任这一因素[40]，特别安排了由宗室与外戚、京师与外镇、中央禁军与各地驻军以及宗室诸王之间相互制约所形成的政治均势，各方皆难于拥有绝对的优势。因而既定的权势均衡一旦被打破，政局就处于不停的动荡之中，联盟对象不断更换，被孤立的执政一方无力对抗其余各方的合力，很快就又被推翻，失败者及其党羽不仅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而且很难保住性命。
　　由于寒门人士是利用动乱之机以个体形式进入上层统治集团的，与士族高门处于对立状态，所依仗的是某一派系首领的信任，既缺乏政治、经济基础，又没有宗族、婚姻、门生、故吏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随着执政权力的不断易手，寒门人士往往在登上自己事业的顶峰之后，即面临身诛族灭的惨祸，前述权倾一时的寒门人士概莫能外。因而在这场政治大动乱中确有不少寒门人士上升到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无法想象的地位，但他们并未能维持住这些地位，更未能将自己的家族地位上升为士族高门。在动乱中崛起的寒门新贵又随自己所依附派系的失败而在动乱中烟消云散，归于乌有。
　　士族高门的情况与寒门人士有相当大的差异。首先，高门对于动乱的态度，尤其是初期阶段，比寒门人士要消极的多，与寒门人士主动投身于其中相反，高门大多是较为被动地被卷入于动乱之中，因而其涉入程度多较寒门人士为浅，本派系失败后，一般不是敌方追究的重点；其二，高门拥有由婚姻、门生、故吏等织就的庞大的关系网，平时相互提携，危急时则相互援救，如裴楷就是得到亲故的援手，而能在杨骏、司马亮等事件中两次死里逃生[41]，门孤援寡的寒门则无此幸免机会；其三，高门即使被杀，在事后也有人为其申理，恢复其官爵，使其子孙能继续荫袭，如卫瓘、石崇、武茂等[42]，从而保证了家族地位的延续；其四，高门族大人多，且较少受到夷灭三族的重创[43]，受到打击后，在政治、经济及宗族乡里的基础之上，借助于庞大的关系网，比较容易东山再起，而门单势孤的寒门人士则绝少这种可能。
　　已经形成的士族高门尽管在动乱中受到一定的打击，但仍把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且随着西晋皇权的衰弱，实力进一步扩张，从而形成高门与皇权共治天下的东晋政权[44]。
　　这只是寒门人士与刚形成垄断权力的士族高门在政治上的第一场较量，由于士族高门的腐朽性尚未充分表现出来，还具有相当的活力，加之各自为战的寒门人士并未能形成统一的力量，在这场较量中的失败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较量并未终止，只是由于此后士族高门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发挥到极致，使得寒门被深压在社会底层，已不具备这种正面抗争的基础，因而转变为迂回进取的反抗方式。

[1]各种观点及其出处参见景有泉等《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述要》。
[2]《晋书》卷59《楚王玮传》，《资治通鉴》卷82晋惠帝元康元年。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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