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作一简要的回顾。
　　西晋政权的建立，是以司马氏为首的汝颍集团战胜以曹氏为首的谯泗集团的结果，基于两个集团的人员组成及其背景，也可视为士族战胜与其同样由大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豪强的结果。
　　汉魏之际开始施行的九品官人法和晋武帝在平定吴国之后颁布的士族子孙能庇荫宗族及客的法令，结束了士族的形成阶段，使其作为在法律上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特殊阶层而凌驾于社会其他阶层之上。
　　在西晋时期，“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 [18]的九品官人法已完全成为士族巩固其统治的手段，取得中正的品评，是出仕的必要条件，只有被定为上品，才能出任各种清要的官职，中品以下，则受到种种限制。
　　中正的评定标准与曹魏时也有所改变，卫瓘等人在奏疏中曾对此加以叙述：“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见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19]在东汉时期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德行和才学已退居次要位置，家世（即父亲与祖父的官位）成为中正定品的决定性依据[20]。其结果则是“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21]
　　刘毅在论述九品官人法有八损的奏疏中更详细地列举了中正品评时的种种弊端，“所欲予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其结果自然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22]
　　在中正皆为士族高门所把持的情况下，与高门子弟轻易就能得到上品，出任清要官职相比，寒门人士的仕宦经历要艰难得多，因而其所积聚的怨恨也日益强烈。
　　首先是乡品的取得。只有得到中正的品评，才具备出仕的基本资格。与出身宦官世家的曹操当年以武力协迫许劭品评的做法绝然不同，西晋时期的寒门人士只能乞求高门的赏识、同情乃至哀怜。如出身孤贫的陶侃就是依靠殷勤招待打动孝廉范逵，被推荐给庐江太守张夔，得以出任郡职，后得到本州大中正杨晫的赏识，被举荐为郡小中正，始被评为上品。[23]孙秀的乡品得来的也不容易，“孙秀为琅琊郡吏，求品于乡议。（王）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孙）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焉。”[24]
　　即使在侥幸取得乡品后，仍然时刻面临着被士族高门排挤的可能。对于控制着中正的高门来说，降品是其手中最经常使用的利器。即使已任官者，如被中正降品，亦不能继续担任现任官职，如已出任秦国郎中令并领始平郡中正的李含，因受到一些高门的蓄意排挤，被免去中正，并降品三等（由二品降至五品），遂不能继续出任现职。“岁余，光禄差（李）含为寿城邸阁督。司徒王戎表含曾为大臣，虽见割削，不应降为此职。诏停。”[25]出身兵家的刘卞在太学学习后，经过考试，取得乡品，出任朝中低级官吏，因拒绝中正属员访问的要求，被中正降品二等（由四品降为六品），亦被降职使用。[26]
　　在出任官职上，待遇也是不平等的。西晋时期，某些官职已被称为“清官”或“清职”，尚书省、中书省、侍中省、散骑省、秘书省及东宫的中等以上的官职，如尚书郎、中书舍人、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秘书郎、太子舍人等，皆成为士族高门子弟迁转的首选官职。由于大量高门子弟不愿担任外职，造成明显的外轻内重，晋武帝太康八年（287）曾下诏：“今之士大夫，多不乐出宰牧，而好内官。今皆先经外郡，治民著绩，然后入为常伯、纳言及典兵宿卫、黄门、散骑、中书郎。”[27]但此举并未能扭转高门争迁内职的现象，故大臣李重在上奏中指出：“汉魏以来，内官之贵，于今最崇。”[28]傅咸在上书中也认为“内外之任，出处随宜，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颓，复多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此弊诚宜亟革之，当内外通塞无所偏耳。”[29]已经形成的趋势当然不是这些奏议所能改变的。
　　由于高门把持了上述朝廷中的清要官职，无力与之竞争的寒门人士只能谋求外任及其他竞争较小的职位。由于诸王在选择自己的属吏上有着较大的发言权[30]，因此与太守、县令等必须由吏部正式委任的官职相比，那些在朝中缺乏奥援的寒门人士更多的选择投靠诸王。如孙秀得到赵王司马伦的赏识，由琅琊国书佐出任赵国侍郎[31]，而他要得到需要吏部正式委任的类似官职，显然要困难得多。
　　与这些寄身于诸王国中寒门人士情况相似的是朝廷禁军中的中下级将领。晋武帝是通过宫廷政变上台的，对于禁军高级将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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