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予思之，制诰非美事也。……自唐始有知制诰，浸淫至于宋而其权益重。夫权者，上之所操以治四海者也，太阿不可倒持。虽文字为空言，而邪正荣辱是非，所系綦重，未可忽焉。我国家一扫历代陋习，诚不可及。文武各官制诰，惟视其品之大小为高下，不过明训数语，足以彰其前而勖其后而止，无所谓黄麻金匮、登台持笔之事也。……为国家者，亦何赖有此乎？

反观元朝，其诏敕文书的简单、质实特征，固然与蒙古统治下官僚政治的原始色彩有关，但难道中间就没有君主专制强化的影子吗？

[1]刘勰《文心雕龙·诏策》。
[2]《史记·秦始皇本纪》。
[3]蔡邕《独断》，《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令”条。
[4]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四○《经世大典序录·帝制》。
[5]萧启庆《元代的通事与译史——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沟通人物》，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令”条。《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赦宥降虏”作“赦宥虑囚”。
[7]《圣元名贤播芳续集》是收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一部元文选集，共六卷，洪武六年高丽刻本，国内未见流传。参阅周清澍《元代汉籍在日本的流传与翻刻》，载氏著《元蒙史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8]具体事例散见《宪台通纪》、《宪台通纪续集》，载《永乐大典》卷二六○八、二六○九。
[9]这类套语因属惯例，在史籍所录诏书、宣命（制书）中常被省略。《元史》、《圣元名贤播芳续集》、《元文类》所录诏书均无此语，而《元典章》所收相同诏书，皆多出“钦奉圣旨”、“皇帝圣旨”或“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字样。以徒单公履所撰《建国号诏》为例，《元典章》所录即比《元史》、《播芳续集》、《文类》多出“钦奉圣旨”四字，周南瑞编《天下同文集》卷一所载，则多出“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八字。《天下同文集》卷一所载制书，起首也均有“上天眷命皇帝圣旨”一语。
[10]“上天眷命”与“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实际上都来自蒙古语，是蒙古人崇拜“长生天”观念的反映（彭大雅《黑鞑事略》徐霆疏：“其（蒙古人）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无一事不归之天”），只不过后者是直译，前者是较为典雅的译法。明朝建国后，朱元璋“以元时诏书首语必曰上天眷命，其意谓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命易为奉天承运，庶见人主奉若天命，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丙子）。自此明清两朝诏令起首，皆改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八字。
[11]杨联陞《元典章零拾》，载《哈佛亚洲研究》19卷1期（1956）。另外田中谦二《元典章文书的构成》一文（载《东洋史研究》23卷4期，1965）在诠释《元典章》文书的基本用语时，即将“圣旨”直接解释为“诏敕”。
[12]岳珂《愧剡录》卷二“圣旨教令之别”条。
[13]《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六《史部·诏令奏议类存目·明诏令》提要云：“考秦汉天子之语皆谓之诏。宋以来玺印颁天下之书乃谓之诏，臣下面奉玉音谓之圣旨。”
[14]《元史》卷一○二《刑法志一·职制上》：“诸人臣口传圣旨行事者，禁之。”卷五《世祖纪二》：中统四年八月甲子“敕诸臣传旨，有疑者须覆奏”。《高丽史》卷三一《忠烈王世家四》：忠烈王二十四年“九月丙申，元遣平章阔阔出、左丞哈散来口宣圣旨”。
[15]田中谦二《元典章中的蒙文直译体文章》，载《东方学报》32卷（1962）。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
[16]姚大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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