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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诏敕制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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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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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王恽《秋涧集》卷九三《玉堂嘉话一》。“宣”的这种用法，在元朝通俗文学中亦有所见。例如《前汉书平话》卷中写汉惠帝召刘长入京，长母谓长曰“尔去依着我三件事，……一件，不得违宣”。卷下写吕后将吕氏宗女配嫁刘友等刘氏七王，“敕令不得欺负吕女，如违者定罪”，“敕令将前妻限十日休了，不要见面”。但刘友仍暗中与前妃幽会，吕女大闹，责刘友谓“尔一者负我，二者违了宣命”。元杂剧中类似用法也有不少。明初，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其意即在强调其“承宣”即服从皇帝命令的性质。
[38]“诰”字的含义十分复杂。其本意为上告下，引申为勉励、训诫，又可泛指制书乃至诏令。本文暂取宋以下较为常用的一种含义。
[39]参阅《大金集礼》卷二五《宣命》“赐敕命”条。
[40]《元史》卷一六四《杨桓传》。
[41]刘埙《水云村泯稿》卷五《南丰郡志序目》。
[42]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一二《送阎子济应奉翰林序》云“四六嗣兴，特以便传宣句读”。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九《贺邓善之修撰启》也说“故便于宣读者，必资谐叶；而直以训告者，当务简严”。
[4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条。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大元》“帝师巴思八”条也回顾蒙古早期情况说：“有元兆基朔方，俗尚简古，刻木为信，犹结绳也。”
[44]《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统阿传》。
[45]程钜夫《雪楼集》卷七《武都忠献王神道碑》。
[46]耶律楚材《西游录》卷下。
[47]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第723页。
[48]萧启庆前揭文。
[4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丘真人”条。《元代白话碑集录》附录二《一二一九年盩厔重阳万寿宫圣旨碑》，《一二二○年盩厔重阳万寿宫圣旨碑》。
[50]耶律楚材在《西游录》卷下曾述及他起草第二篇诏书一事。诏书巧妙地运用典故，高度吹捧丘处机，至谓“达摩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以蒙古大汗的口吻大谈“化胡”云云，颇为有趣）。故而《长春真人西游记》对首篇诏书未予收录，而只节录了第二篇诏书，然后得意地说“其（丘处机）见重如此”。
[51]赵翼语，见《廿二史札记》卷二九“元人译诏旨雅俗不同”条。
[52]《忙哥撒儿传》诏书在明初就引起了时人误解。曾参与纂修《元史》的胡翰在《胡仲子集》卷三《元宪宗谕功臣诰跋文》中感叹说：“方北庭草创，其言尔雅有如此者。中统、至元诸公，未之或逮也。”其实这篇文字极有可能正是某位“中统、至元诸公”加工而成的。赵翼说：“此当时繙译者之有意润色，以为典册高文也。”此语近实，但仍应明确指出，其“繙译”不会发生在大蒙古国时期，因为诏书赐予对象是蒙古人，径用蒙古文即可，毫无翻译必要。
[53]《黑鞑事略》，又徐霆疏。
[54]姚燧《牧庵集》卷三一《跋张梦卿所藏紫阳杨先生墨迹》。
[55]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按蒙古大汗的玺印不止一颗，“宣命之宝”当为行用于汉地者。梵蒂冈档案中曾发现1246年定宗贵由汗写给教皇英诺森四世的圣旨原件，系用波斯文书写，加盖的玺印则为回鹘式蒙古文，文字六行，意为“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民族之海内汗圣旨，颁到臣服的民族，敬之畏之”。见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汉译本，中华书局，1994）第25页。
[56]《牧庵集》卷一七《邸泽神道碑》。
[57]《元典章》卷二九《礼部二·礼制二·诰命·官员付身不追》、《宣敕给付子孙》。
[58]《元史》卷一六○《王鹗传》。
[59]《牧庵集》卷一五《姚燧神道碑》。
[60]《元史》卷四《世祖纪一》中统元年四月辛丑，五月丙戍。两篇诏书又见于《元文类》卷九和《元典章》卷一，文句小有出入。
[61]《元文类》卷五八李谦《张文谦神道碑》。
[62]王恽《秋涧集》卷四六《儒用篇》。
[63]《元史》卷二○二《释老·八思巴传》。《元典章》卷一《诏令·行蒙古字》、《圣元名贤播芳续集》卷五《立国字诏》字句小有出入。又据《播芳续集》，这篇诏书的作者是徒单公履。
[64]《元史》卷一○一《兵志四·站赤》。
[65]《秋涧集》卷九三《玉堂嘉话一》，卷九五《玉堂嘉话三》，卷九六《玉堂嘉话四》。
[66]程钜夫《送程梅亭序》，载《弘治休宁县志》卷三二。转引自《全元文》卷五二九。
[67]杨联陞前揭文。
[68]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桃符获罪”条。
[69]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赵孟頫神道碑》。《松雪斋集》附录杨载《赵孟頫行状》略同。《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记载此事，却作“帝览之，喜曰……”云云，恐系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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