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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诏敕制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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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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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乾隆济阳县志》卷一二。转引自《全元文》卷二八七。
[71]《元史》卷一七六《李元礼传》：成宗时因上疏谏阻皇太后临幸五台山，被人罗织罪名，交宰相鞫问。平章政事不忽木将奏疏“以国语译而读之”，右丞相完泽听后说“其意正与吾同”，元礼最终免罪。直到元末，右丞相阿鲁图仍然对皇帝说“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意”（《元史》卷一三九《阿鲁图传》）。故而赵翼总结说：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见《廿二史札记》卷三○“元诸帝多不习汉文”条。
[72]昭梿《啸亭杂录》附录一“泰定登极诏旨”条。
[73]杨联陞前揭文。
[74]见方濬师《蕉轩随录》卷一二“元泰定帝诏”条，张元济《校史随笔·元史》“改译口语为文言”条。张元济先生就此批评说：“虽见雅驯，然失却本来面目。史以传信，非所宜也。”
[75]《元史》卷一八二《宋本传》载此事较略，未能反映出诏书以蒙古文起草这一事实。
[76]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圣聪”条记载此事，却说“命史臣榻前草诏”。似为不明真相的误解。
[77]虽然杨瑀自称与范汇同草诏书，《脱脱传》亦采其说，但范汇更像是这份诏书的主要作者。《杨瑀神道碑》只夸赞他的密谋之功，并未述及草诏一事。相反《丽泽斋记》只记载范汇草诏而不提杨瑀，说范汇“仓卒案述，皆能黼黻天子所欲言。暨诏下，自朝廷百司庶辟，四海藩辅，郡国荒服，莫不稽首欣忭，歌颂太平，赞扬圣天子之仁武英惠，而君之学遂攀附以大显”。以理度之，范汇一介布衣，若非以文才见重，不大可能介入宫廷机密。
[78]《元史》卷一八六《张翥传》也载有张翥拒绝草诏的事迹，但所拒者并非搠思监，而是孛罗帖木儿，拒草之诏并非削孛罗帖木儿兵权，而是削扩廓帖木儿官爵。未知是与《庚申外史》所记相混淆，还是别为一事。不过《元史》卷二○五《奸臣·搠思监传》载搠思监死后监察御史奏其罪状，有“私家草诏”一款，则《庚申外史》所言或较有据。
[79]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九《皇太后懿旨碑（至顺二年六月）碑阴》。
[80]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59）第17页。
[81]照那斯图、杨耐思《八思巴字研究》，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82]现在能见到的“由汉译蒙”意译译稿主要都是回鹘式蒙古文，它们比较讲究翻译技巧，而且不一定严格遵循汉文初稿。参阅道布《回鹘式蒙古文研究概况》，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亦邻真《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载《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83]参阅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59～64页。
[84]《元史》卷一四《世祖纪十一》载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戊午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上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兀字繙译，俟奏读然后纂定。”可为旁证。又《松雪斋集》外集《农桑图叙》：“（仁宗）俾翰林承旨阿怜帖木儿用畏兀儿文字译于左方，以便御览。”如此则直到元朝中期，皇帝仍然是对回鹘式蒙古文更熟悉一些。
[85]文宗成长于汉地，而且在江南生活过较长时间，他与顺帝是元朝汉化程度最深的两位皇帝。参阅张帆《元代经筵述论》，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86]张帆《元代翰林国史院与汉族儒士》，载《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87]参阅张帆《翰林学士院何时兼修史之任》，载《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
[88]《元史》卷八《世祖纪五》至元十二年三月庚子条。卷一五八《窦默传》所载同。
[89]《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蒙古翰林院”条。参阅黄溍《金华集》卷八《翰林国史院题名记》。
[90]《元史》卷八《世祖纪五》至元十二年三月庚子条，卷八七《百官志三》“蒙古翰林院”条。
[91]参阅《册府元龟》卷五五○《词臣部》总序，《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以及《文苑英华》目录所载“中书制诰”（外制）和“翰林制诏”（内制）的细目。
[92]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载：“熙宁初，中书议定改宗室条制，召学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辞曰：‘学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诏付中书施行，则当草之。今中书已议定宗室事，则使舍人院草敕尔。学士非所预，不敢失职也。’乃命知制诰苏子容草敕。”
[93]《辽史》卷四七《百官志三》记南面官概况：“中叶弥文。……邢抱朴承旨，王言敷学士，则知有翰林内制；张幹政事舍人，则知有中书外制。”这是单纯就官名来判断辽朝有内、外制之分，未必可靠。辽南面官的官名多用唐宋之制，似乎“五脏俱全”，但实际上往往有名无实。
[94]欧阳玄《中书省左司题名记》，载《析津志辑佚》“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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