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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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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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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肾精之亏损，导致肝肾阴血枯竭，不能滋养空窍有关[107]，正由中风引发。后《诸病源候论》称此种耳聋为“劳伤于肾，宗脉虚损，血气不足，故为劳聋。劳聋为病，因劳则甚”[108]。估计也正是由于这点，促使他选择了服用当时普遍认为可治虚劳的寒食散以疗痼疾。
和正始末年罹患风痹的情况一样，皇甫谧在甘露中发生病风苦聋，与当时朝中十分紧张的政治局势（具体而言，即司马氏篡魏意图的日渐显露），显然有很大关联。中风之病因，与风痹之必须要有风寒湿等外邪侵入有所不同，乃是由人体自身情志内伤，正气衰虚的因素所造成。其中最主要病因就是精神方面之情志郁怒或忧思悲恐，加上久病久虚、过度劳累、气候骤变等次因，五志化火，内风动越，气机失调，因而引发。[109]然而在甘露中，究竟何事引起皇甫谧情志的强烈激动呢？从史实来看，甘露中震惊朝野的事件有二，一是甘露二年五月，诸葛诞在淮南起兵，司马昭挟帝、太后亲征，到三年二月，诞兵败被杀，夷三族事；其二即是五年四月，高贵乡公出讨司马氏被弑杀事。尤其后一事件，由于直接伤及儒家纲常的核心内容――君臣大义，几乎成为一场统治危机，对士人思想情感冲击震动的程度，是空前的。平心而论，此时之司马昭，未必真欲用此过激方式解决此事，但变起突然，其死党仓促之中，应付或有失分寸，司马昭遽然闻知，亦不免“大惊”，史称其当时“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110]而其叔父司马孚，情急之中狼狈“奔往，枕帝股而哭”。（[111]）从后来朝野之反应来看，司马氏此言此举，尚不似纯然表演作态。实际上这一公然弑逆从根本上破坏伦常的非常严重事件之发生，确实令司马氏置身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中。特别是当时士人在对此事及其馀波的情绪态度上，并非顺从平静，社会舆论对贾充等司马氏死党极为不利，而对忠于曹髦的死难者公开表示同情。《魏志》卷二二《陈群传》注引《魏氏春秋》尝载陈泰对高贵乡公之死的激烈反应： 帝之崩也，太傅司马孚、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时大将军入于禁中，泰见之悲恸，大将军亦对之泣，谓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大将军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岂可使泰复发后言。”遂呕血薨。从陈泰之言行，已可见当时一般朝臣之态度，他因此事之打击而“呕血薨”，更可见出强烈的精神震动对士人生理健康所造成的致命损害。至于民间的情感，《魏志》卷四《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中有另一则材料，言魏葬高贵乡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 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来自朝野无形的压力，迫使司马氏不得不在事后极力树恩，宽贷士人的某些过激行为（如向雄哭王经于市等），几年间着意收拾人心。故《宋书》卷三二《五行志》三在记述魏景元三年十月“桃李华”这一异常物候后，特言此乃是“自高贵弑死后，晋文王深树恩德，事崇优缓”所致。而在事变当时，我们可以设想此惊人消息遽然而至，造成病中之皇甫谧情志之强烈激荡，气血逆乱，引发中风暴聋，可能性极大。况据史载，事变之日，正值天雨，到魏帝被弑杀之时，还骤见“暴雨雷霆，晦冥”[112]。恶劣的气候条件与人事交相感应，更易引动内风。其后他在《针灸甲乙经·序》中，于“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后，特言及“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诸语，两者相联，当非无感而发。由此亦可推测，他在甘露五年开始服用寒食散，除了因此事引起的病情恶化，或许也和此危机时期精神上之极度惶惑郁闷有关。至于他在此年究竟何时开始服药，从古医家之言中似亦可找到线索，《医心方》卷十九《服石节度第一》引夏侯氏论：“服药无冬夏时节也，春秋差（一本作“者”）为佳。”[113]皇甫谧素览经方，服散当能遵此节度，其服散，可能即在秋季。然而由于阳气开始内敛，秋季对服散之人，又是个颇为危险的时节，同上书引庞氏论即称，“夫寒食药发多在秋冬”。皇甫谧服药之初便散发为疢，或也与此时节有关。
皇甫谧究竟是因服散中毒而死还是由风痹中风所致导致的诸多并发症而死，史无明言，极有可能两方面因素均有影响。但从他未满六十即作《笃终》，从容安排后事之举，或可了解其死因更有可能是由于久病之后的重要脏器功能衰竭。作为精研医方的学者，他对所罹疾患的预后，应是相当了解的。《灵枢·厥病》论“风痹死症”云： 风痹淫泺，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股胫淫泺，烦心头痛，时呕时悗，眩已汗出，久则目眩，悲以喜恐，短气不乐，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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