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书舍人起草制敕成为纯粹的程式，并不能发挥决策作用，所以出现了起草的舍人“封还词头”的规定。《唐六典》卷9中书舍人之职条云：“制敕既行，有误则奏而改之”，所指当为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的制度。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也有一些具体事例（注：《白居易集》卷43《论左降独孤朗等状》：“右。今日宰相送词头，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词者。臣伏以李景俭因饮酒醉，诋忤宰相，既从远贬，已是深文，其同饮四人，又一例左降。臣有所见，不敢不陈。……其独孤朗等四人出官词头，臣已封讫，未敢撰进，伏待圣旨。　　长庆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宋朝以后中书舍人封还词头的现象多了起来（注：《文献通考》卷51中书舍人条：“富弼为知制诰，封还刘从愿妻封遂国夫人词头。唐制，唯给事中得封还诏书。中书舍人缴词自弼始。”），这种封还也被认为与给事中的封还具有同样的性质和意义，以至称为“给、舍封驳”（注：《资治通鉴》卷35汉哀帝元寿元年“王嘉封还诏书”条胡三省注曰：“后世给、舍封驳本此”。）。

北宋元丰改制恢复三省后，设立了以中书舍人为长官的中书后省，分案办公，并通领中书省典检房（注：《宋史》卷161《职官志一》中书省舍人条。）。这是唐代舍人院发展的落脚点，是中书门下体制下中书省发展的必然结果。三省制下的中书省，其职权性质包括两部分，一是作为宰相机构的部分，一是作为宰相统属的为皇帝起草诏命的机构。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作为宰相机构的职权合并到了中书门下并获得了新的内容，但作为宰相统属的为皇帝起草诏命机构的部分，则保留下来，在机构设置上体现为中书舍人院或中书后省。在一切政令以文书运作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帝国体制中，为皇帝起草诏命的职权一直是中枢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魏晋时这种权力归于中书省之后，一直到两宋时期，尽管中书省与宰相机构的关系不断有所变化，但都有以中书省或中书省官员为名的诏命起草系统。到元明清时期，起草诏命之职不再以中书省官员为名，而归诸起源于唐代的翰林学士或由此衍生而来的各种名号的学士。宋朝由翰林学士主内制、中书舍人主外制的“两制”，是这种转变的过渡，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中书省职权的演进是这个转变的前提。

五　门下省机构和职权的变化及其与中书门下之关系

    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以后，门下省的机构设置与中书省一样，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侍中逐渐成为勋臣节帅的加官，或长期虚空。门下侍郎则固定地加同平章事为宰相，宰相都在中书门下办公，而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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