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书省的官吏依然被看成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的属官，但是，中书省与中书门下的分离趋势亦日渐明显。在这个分离过程中，中书省逐渐向以中书舍人为首的专门负责撰写制敕的机构过渡（注：《春明退朝录》卷上引唐裴廷裕《正陵遗事》云：“舍人上事，知印宰相当压角”。说明中书舍人成为宰相领导下的起草制敕的机构。）。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舍人院相对独立于中书门下之外（注：不过，因为中书门下设在中书省，中书舍人有时也可称为中书门下舍人。如《唐会要》卷69《剌史下》载大中元年正月敕：“自今以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门下舍人，未尝曾任剌史县令及在任有败累者，并不在进拟之限”。）。常衮堵塞的政事堂后门，就是中书门下通往舍人院之门。《唐摭言》卷3“过堂”条记主司领新进士见宰相之后，复见中书舍人，“主司复长揖，领生徒退诣舍人院”。相对独立的舍人院的存在，本身就是中书省朝着以中书舍人为首的专门负责撰写制敕机构过渡的证明。

    以中书舍人为长官的独立的舍人院的存在，还可以从中书舍人有独立的公厨得到说明。唐代内外官员有公厨会食的制度，所谓“京百司至于天下郡府，有曹署者则有公厨”（注：《全唐文》卷612《虔州孔目院食堂记》。参拜根兴《试论唐代的廊下食与公厨》，载《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公厨是按照机构设立的，同一机构不同级别的官员，在同一个公厨会食。如《唐语林》卷8载御史台会食的座次为，“杂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两院则分坐。虽举匕箸，皆绝谭笑”。而据《旧唐书·李泌传》载，李泌入相后，“又奏请罢拾遗、补阙，上虽不从，亦不授人。故谏司惟韩皋、归登而已。泌仍命收其署餐钱，令登等寓食于中书舍人。故时戏云：‘韩谏议虽分左右，归拾遗莫辨存亡’。如是者三年”。

    在舍人院内部，有了一定的职权分化，其中一位年深的中书舍人成为实际上的主事者。《旧唐书·杨绾传》载，肃宗时，杨绾“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谓之阁老，公廨杂料，归阁老者五之四。绾以为品秩同列，给受宜均，悉平分之。甚为时论归美”。而在众位中书舍人中有实际上的长官，也是舍人院成为独立机构的需要。

    中书舍人之外，中书主书、主事等主管文书的胥吏系统在中书门下和中书省之间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其中有一些成为中书门下的堂后官，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成为唐代中后期影响中央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注：参拙稿《唐代中书门下机构建制考》，《北大史学》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至于中书省本身是否还有一些胥吏，包括令史、书令史等，史无明文，难以稽考。或者中书省的胥吏只是作为兼职充任中书门下堂后官的，其本职还在中书省。

    总之，中书门下体制建立之后的中书省，由三省制下皇帝的机务秘书机关和宰相构成的一部分，成为了超越于三省之上的宰相府署所依托的办事机构。原中书省的副长官中书侍郎成为了中书门下的首长，尽管在名义上他还是中书省的长官，但中书省有逐渐走向独立的趋势，作为宰相独立府署的中书门下与中书省逐渐分离，中书省向以中书舍人为长官的专门负责撰写制敕的机构过渡。作为中书门下首长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唐前期作为中书省副长官的中书侍郎，其地位和职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影响到中书省机构设置和职权性质的转变。三省制下中书舍人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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