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都省的变化是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变化是个曲折的过程。三省制下的尚书都省，是左右仆射会决庶务的政务裁决机关，也是政务文书上下的收发总署和勾检总署（注：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在唐代政治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尚书都省的地位不断下降，成为以左右丞为长官的中书门下下属的制敕下发过程中签署转发的机关，在国家政务的实际运作中不占重要地位（注：关于中书门下体制下尚书都省职权的具体论证，可参看拙稿《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制敕文书的特性及其发布程式》，《国学研究》待刊。）。

    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后，中书门下取代尚书都省成为政务裁决的中心。在尚书左右仆射退出宰相行列的背景下，尚书左右丞成为都省的实际长官。《资治通鉴》卷212开元十三年春正月：“上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书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为剌史，命宰相、诸王及诸司长官、台郎、御史饯于洛滨，供张甚盛”。这是将尚书左丞作为台省长官看待的。如果说这是司马光的语言，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唐人自己将尚书左右丞看成都省长官，则见于陆贽《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今之台省长官，皆是当朝华选，孰肯徇私妄举，以伤名取利耶？所谓台省长官，即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择辅相，多亦出于其中。今之宰臣，即往日台省长官也，近之台省长官即将来之宰相也。”（注：《陆宣公集》卷17、《唐会要》卷51《识量上》、《册府元龟》卷313《宰辅部·谋猷》。）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左右丞对尚书令和仆射职掌的简单取代，而是随着中枢体制的变化，尚书都省的机构设置和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演进过程中，不断有某个机构或官职的职权被削弱并被另外机构或官职所取代的现象。以往的研究往往过分强调了权力之争的作用，实则是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引起体制的转换，从而带来权力运作机制或职务内容的变化，导致了官职权力重心的变化。职权被削弱的官职还执掌其原有事务，只是这些事务的重要性降低了，职权加强的官职则是其所掌事务的重要性提高了，而不是对其他官职职权的简单取代。将制度史的研究视角做如此转换，有利于进一步解释有关制度演进的问题（注：参拙稿《安史之乱与唐代政治体制的演进》，《中国史研究》1999年2期。）。

    从实际情况看，左右丞要承担起尚书都省长官的职责，一般都要入相即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如果左右丞没有带宰相衔，则需要以他官知尚书省事，尤以仆射和六部尚书知省事为多。唐代以尚书左右丞入相的仅有十余人（注：参张建利《唐代尚书左右丞初探》，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2年。宋敏求说：“唐制，宰相不兼尚书左右丞，盖仆射常为宰相，而丞辖留省中领事。元和中，韦贯之为右丞，平章事，不久而迁中书侍郎”。此说不确。见《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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