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为核心的唐代政治体制转变的性质，日本学者较早提出了律令制破坏的观点。他们认为使职的出现和发展是律令制破坏的结果，谓使职为“令外之官”（注：如矢野主税《“使”制度の发生について》，《史学研究》12卷2号，1940年；砺波护《三司使の成立について——唐宋の变革と使职》，《史林》44卷4期，1961年。）。雷家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柔性体制”的概念，将唐代政治体制的变化称为“律令制度的破坏与柔性体制的出现”（注：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4章。）。这种以律令制为中心进行的分析，较少顾及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关于唐后期政治体制的运作，砺波护、陈仲安等学者提出了中唐以后行政体制以使职差遣为主的观点（注：陈仲安：《唐代的使职差遣制》，《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1期。），并广泛地被学界接受和进一步发挥。但使职差遣制仍不足以概括唐后期政治体制的总体特征。袁刚试图对唐代中后期的整体政治体制进行新的建构，提出了唐代中后期形成了由翰林、枢密和中书门下构成的新中枢，并取代了三省旧体制。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按照三省分工签署制敕的机制勾画出的由三个新机构组成的旧体制，对于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的概括还有待深入（注：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参见笔者对此书的评论文章，载《唐研究》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在近年发表的论著中，有不少对于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都有所涉及（注：如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俞刚《唐后期宰相结构研究：专论六部侍郎平章事职权的变化》，《上海师大学报》1993年3期；俞刚《唐后期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职权的变化及其特点》，《文史》39辑，中华书局，1995年。），但由于史料的限制和研究角度的局限，许多具体问题还未能有一个明确的解释，整体政治体制的运作程序还没有完整地揭示出来。

本文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的概念，以与唐代“三省制”的概念相对应。不过，如果要对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体制进行总体研究，全面论述中书门下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机制，则需要从中书门下的机械建制和权力职掌、中书门下与皇权的关系、中书门下与三省六部及使职系统的关系、中书门下与地方行政体制的关系、以中书门下为中心的政务文书的运作程式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主要分析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后三省与中书门下的关系，尚书都省和中书、门下两省机构建制及其职权性质的变化，希望对进一步认识唐代政治体制的转变有所补益。

二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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