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时北门学士的设立，开启了内廷近臣在禁中参决谋议的机制。弘道元年（683年）裴炎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完成了中书省在三省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变革。这两方面的变化，都对中书省职权的转化起了促进作用。三省制下，中书省并不负责裁决政务，政务的裁决在尚书省和门下省。随着高宗以后议、表、状等文书的大量增加和中书省地位的改变，以及皇帝上朝议事的减少，中书舍人“侍奉进奏”的职掌逐渐发展为参议表章，从而逐渐获得裁决政务的职权。《唐六典》卷9所谓中书舍人参议表章，即指在门下、中书两省处理由下通上的文书的分工中，议、表、状等上于中书省，由中书省官员商量可否，连署而进奏与皇帝。中书舍人的这种权力，是在武则天以后逐渐取得的。政事堂移到中书省后，中书省成为政务运作的中心，正适应了议、表、状等奏事文书大量增加的形势。所谓“六押”和“五花判事”，就是对各种议表状的参议申奏（注：参袁刚《唐朝的五花判事和六押制度》，《安徽史学》1996年4期。）。

    地方官上奏的表状原本必须经过中书省呈奏，但中书省的职权也只是“侍奉进奏”。随着地方事务的增加，地方官上奏的表状类文书越来越多，而且向具体政务的处理和裁决发展。景龙三年（709年）二月有司奏，诸州刺史都督以及京官五品以上在外者所上之贺表，“令礼部整比，送中书录帐总奏”；又说，“诸奏军国事者，并须指陈实状，不得漫引古今。凡须奏请者，皆为表状，不得则牒中书省”（注：《唐会要》卷26《笺表例》。）。这里强调“不得则牒中书省”，说明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地方官直接向中书省汇报政务，这是中书省兼掌行政的开始（注：参拙稿《论唐高宗武则天至玄宗时期政治体制的变化》，《唐研究》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在中书省逐渐获得政务裁决权的过程中，尚书都省会决政务的职权在逐渐丧失。尚书左右仆射从贞观十七八年以后就长期缺置（注：参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年。），尚书都省会决政务的制度实际上成为虚设。长安四年（704年）以后，仆射从制度上退出宰相行列，三省长官共为宰相的制度发生转型（注：《唐会要》卷57《尚书省诸司上·左右仆射》。）。

    开元以后，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兼任六部尚书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六部官员拜相出席政事堂会议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原本由尚书都省会议裁决的政务，也就逐渐移至政事堂裁决。甚至出现了姚崇以中书令的身份牒报汴州刺史倪若水进行灭蝗之事。开元四年（716年），汴州刺史倪若水抵制姚崇领导的灭蝗工作，姚崇乃牒报若水，强令其采取灭蝗措施。面对朝廷的喧议，姚崇又对玄宗说：“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注：《旧唐书》卷96《姚崇传》。）姚崇的这种做法，正是中书省及政事堂政务裁决权的实际体现。在三省制下，这种事情无疑是由尚书左、右仆射进行处理，地方要将情况向尚书省汇报。

    以中书令为首的政事堂逐渐改变了过去作为宰相议事之所的性质，成为宰相裁决政务的机关，中书令也成为了掌庶政的行政首脑。开元元年（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姚崇担任中书令时，玄宗对高力士说：“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注：《资治通鉴》将出自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此事记于先天二年十月，大概是依据高力士所说的“陛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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