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仆射上任仪注的级别高低，那都是一些礼节、仪式上的事情，与仆射的实际职掌无关，更不可因此断定尚书省地位的重要与否。与仆射成为一种仪节之争的焦点相对应的是，尚书都省的衙署（称“都堂”）成为了一个礼仪中心。尽管在中书门下体制下政务运作的中心已转移到中书门下（或称为政事堂），但作为国家权力象征和礼仪中心的还是尚书都堂。一些由宰相主持的国事活动都在尚书都堂举行，如元和元年（806年）正月，顺宗去世后，宪宗停听政，以宰相杜佑摄冢宰，杜黄裳为礼仪使，右仆射伊慎大明宫留守，视事于尚书省。元和元年三月丙午，命宰臣监试制举人于尚书省，以制举人先朝所征，不欲亲试也（注：《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一些重大的礼仪性的宴会，一般也在都堂举行。“左右仆射上，元和以后，悉去旧仪，唯乘马入省门如故。上讫，宰相百僚会食都堂”（注：《唐国史补》卷下。）。处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往往也在尚书都堂。如泾原兵变以后，“吏部甲库，有朱ｃǐ＠①伪黄案数百道，省中常取戏玩，已而藏之。柳辟知甲库，白执政，于都堂集八座丞郎而焚之”（注：《唐国史补》卷下。）。

    因为尚书都省成为了没有实权的象征性的机构和礼仪中心，其经济状况也就难以为继。以至正常的食堂开支都成为问题，故郑元要以河中羡余钱充助都省厨米（注：《册府元龟》卷507。）；更不用说屋舍的修葺了，故裴均请取荆南杂钱万贯修尚书省（注：《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以上简要论证了中书门下体制下尚书都省地位和职权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尚书都省作为左右仆射会决政务的行政中枢地位的丧失，以及原本作为一般程式性工作的签署制敕文书的职权成为都省职权的重心，尚书左右丞因此成为都省的实际长官，都省的地位下降，左右仆射则成为尊崇大臣的虚衔，仆射地位的高低与尚书省的实际地位无关。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唐代政务裁决的中心转移到了中书门下，国家最高权力的行使不再通过三省分工制衡的机制，而是以中书门下为核心形成了新的运作机制。

四　中书省机构和职权的变化及其与中书门下之关系

    唐前期中书省的结构，按四等官制以中书令为长官，侍郎为副长官（通判官），中书舍人为判官，主书、主事等为主典。中书省的职掌主要体现在出令权和勘议权（注：“勘议权”一词，采用雷家骥的提法。参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405页。），凡是皇帝的命令需要发往尚书省诸司制为政令行下实施的，都要经过中书省的宣奉行，是为出令权；百官所上议表状，需经中书舍人进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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