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门下系由政事堂改称而来，政事堂最先设在门下省，高宗去世（683年）后，裴炎自侍中除中书令，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注：关于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往中书省的时间和背景，参刘健明《裴炎迁政事堂事件考析》，《严耕望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8年。）。开元十一年（723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时，未见有移址的记载，中书门下仍然设在中书省。故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一方面是中书门下的长官，同时名义上也是中书省的长官。大历十二年（777年）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杨绾卒后，“时既无中书侍郎，舍人崔祐甫领省事，衮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得总中书省，遂管综中书胥吏、省事去就及其案牍，祐甫不能平之，累至纷竞”（注：《旧唐书》卷119《常衮传》、《册府元龟》卷338《宰辅部·专恣》。）。在中书侍郎阙职的情况下，中书舍人就可以作为中书省的领导者承担起应有的权力与责任。其实，当时有中书令郭子仪，因在外做节度使，不能领导中书省，故崔祐甫以舍人领省事。这是中书侍郎作为中书省长官的例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与中书省的关系还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常衮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身份想要兼管中书省，也正说明了中书门下设在中书省，是中书、门下两省纳入中书门下领导之下的反映。在安史之乱以后的长时间里，中书门下与两省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过渡时期的冲突之中。

    安史之乱以后，宰相格局在长时间内维持中书侍郎与门下侍郎平行的局面，宰相之间的矛盾都是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与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之间展开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为了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争夺对中书门下的控制权，便需要杜绝来自中书舍人的威胁，因为中书侍郎与中书舍人在名义上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南部新书》乙载：“政事堂旧有后门，盖宰相时过舍人院，咨访政事，以自广也。常衮塞之，以示尊大”（注：又，《唐会要》卷53杂录载：建中四年，常衮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政事堂旧有后门，盖宰相过中书舍人院，咨访政事。衮欲自尊大，乃塞其门，以绝往来。《旧唐书·常衮传》此事不记时间。根据《旧唐书·德宗纪》、《旧唐书·常衮传》及《新唐书》宰相表等，知建中四年误，或为大历十四年；中书侍郎平章事当为门下侍郎平章事。）。舍人院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据以自广的阵地，所以担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常衮要将其门闭塞。《旧唐书·杨炎传》记建中二年杨炎和卢杞的斗争：

    旧制，中书舍人分押尚书六曹，以平奏报，开元初废其职。杞请复之，炎固以为不可。杞益怒，又密启中书主书过，逐之。炎怒曰：“主书，吾局吏也，有过吾自治之，奈何而相侵？”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卢杞请复舍人六押之制，是为了压制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杨炎，说明舍人六押之制对中书侍郎不利。但杨炎所说中书主书是自己的局吏，正说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之所以比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居于实力地位，就在于其与中书省官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中书门下办事的那些中书省官吏名义上是中书侍郎的属官（注：参俞刚《唐后期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职权的变化及特点》。）。而卢杞以门下侍郎的身份逐之，是一种相侵的行为，说明当时两省的界限是分明的。建中三年（782年）六月诏，中书、门下两省各置印一面（注：《唐会要》卷54《省号上·中书省》。），便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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