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唐朝，给事中始终没有在制度上成为门下省的长官，如果侍中和门下侍郎阙职，还要任命其他宰相“知门下省事”（注：如《旧唐书》卷9《玄宗纪上》：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侍中裴耀卿、中书令张九龄罢相后，在位的宰相只有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李林甫，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牛仙客，门下省没有长官，故在十二月任命牛仙客“知门下。省事”。《新唐书》卷133《牛仙客传》作“故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知门下事”；《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乙亥，“工部尚书牛仙客为侍中”。说明牛仙客一直负责门下省的领导工作。又如，据《旧唐书》卷10《肃宗纪》和《新唐书》卷140《吕諲传》：肃宗乾元二年三月甲午，以兵部侍郎吕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日（乙未），侍中苗晋卿罢相，在位的宰相除了吕諲外，还有吏部尚书李岘、礼部侍郎李揆、户部侍郎第五琦，门下省长官阙职，所以吕諲“知门下省”。会母丧解，三月复召知门下省事。）。不过，如果给事中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就可以领导门下省，即使侍中和门下侍郎阙职，也不必以他官“知门下省事”了。如德宗贞元二年（781年）正月壬寅，给事中崔造同平章事，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卢翰罢相，其后未见有以他官知门下省者。

    在门下省机构设置的变化中，负责文书校勘的录事、主事及负责文书保管的甲库令史、负责送制敕的传制等构成的胥吏系统，也势必发生一些变化。如录事作为“吏长”，在三省制下的职掌是勘检奏抄，经录事勘检之后才由给事中读、黄门侍郎省、侍中审（注：《唐律疏议》卷5《名例》“同职犯公坐”条疏议曰。）。所以对他们的要求是明习律令、通晓文簿（注：《旧唐书》卷70《戴胄传》。）。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之后，录事随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到中书门下任职，似已成为中书门下堂后官的重要兼职者之一。所以张说在开元十三年（725年）封禅时提拔的人中，就主要是中书主书和门下录事（注：《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唐会要》卷55《省号下·中书舍人》。）。

    《旧唐书·职官志二》记门下省有令史11人、书令史22人，《唐六典》不记，《新唐书·百官志二》记令史22人、书令史43人。《新唐书》比《旧唐书》在数量上增加了几近一倍。据考证，《新唐书》反映了会昌年间的情况（注：叶炜：《隋唐中央文官机构“吏”制简论》，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令史、书令史与文书的抄写有关，以给事中为实际长官的门下省并无多少文书的抄写任务，其人员的扩充，说明他们也是跟随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进入到中书门下的胥吏系统，到中书门下五房负责文书的抄写。只是他们在名义上还是门下省的人员，借调到中书门下办事。这是两省侍郎同平章事在中书门下的一种平衡措施。为了求得两省侍郎在职权和地位上的相对均衡，门下侍郎势必需要将一些门下省的胥吏带到中书门下任职，令史、书令史当属于掌后官之外行遣文书的人员，且到唐后期其人员规模与中书省的“令史二十五人，书令史五十人”（注：《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大体相当。不过，这种均衡还只能是相对的，毕竟中书省在中书门下占有地理优势，从《新唐书·百官志二》看，其设置的胥吏系统的人员，总体上比门下省还是要多一些。

    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以后，门下省职能势必发生变化。门下省在三省制下的作用，主要是对于一般政务的裁决以及制敕下颁过程中的覆奏和署名。《唐六典》卷8将给事中在上、下行文书运行中的作用概括为，“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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