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根据中唐以后和宋朝本身给事中的职权，将唐前期给事中的职权归纳为“封驳”，且将“封驳”仅仅理解为对于下行文书的审查，理解为对中书省草制权的制约，实在是对唐前期三省制一个极大的误解。例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贞观元年唐太宗对王珪的那段话改写为“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将“驳正”理解为针对诏敕的行为。这种情况在其他大量的宋人著述中都可见到。由于对“封驳”的片面理解，致使宋人对三省制的理解停留在“中书出令，门下审驳，尚书受成，颁之有司”（注：《文献通考》卷50《职官四》门下省条引胡致堂曰。此种说法自宋朝以来就很流行，如赵升《朝野类要》卷1云：“中书拟定，门下进画，尚书奉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6《职官类》唐六典条云：“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3考史条注曰：“中书主受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这样一种笼统的概念上，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对三省制的理解，包括对“封驳”的片面理解（注：毛汉光撰有一系列关于唐代门下省作用的论文，除了《论唐代之封驳》外，还有：《论唐代制书程式上的官职》，《第二届国际华学研究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1年：《唐代给事中之分析》，《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这些论文将中日学者关于门下省在唐代政治体制中作用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但在有关“封驳”的问题上，仍然沿用了宋人的错误理解。）。“封驳”一词作为中古帝国体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词义是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而演进的。宋人理解的封驳，更多的是中书门下体制下的概念，却多被套用到唐前期三省制下，以至产生了很多误解。

    当门下省的职掌变为以封还制敕为主的同时，仍未失去对上行文书进行审驳的职权。授官、断罪一类三省制下奏抄处理的事务，在中书门下体制下继续成为门下省审驳的内容。如白居易《授郑覃给事中制》所说，“刑名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注：《文苑英华》卷381《中书制诰》；《白居易集》卷48《中书制诰》，中华书局，1996年，1010页。）。唐后期，门下“过官”之制在制度上还存在。如代宗时常衮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主持过官，以至负责吏部选官事务的崔ｙòｕ祐甫还受到其压制，“所拟官又多驳下”（注：《旧唐书》卷119《常衮传》。）。贞元三年柳浑以宰相身份“仍判门下省”（注：时间据《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柳浑知门下省事据《新唐书》卷142《柳浑传》。），属下的吏还告诉他应当主持过官。不过，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主持过官，与其说是门下省的职权，还不如说是中书门下的职权。给事中协助侍中裁退有司选补不当者，是作为中书门下的下属机关行使职权的。至于其是否仍为奏抄，由于没有确切材料，只能暂且存疑。

以上论证说明：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转变，门下省作为宰相机构的部分职权转移到了中书门下，而在以给事中为实际首长的门下省中，尽管还保留了对上、下行文书的审核之职，但其职权的重心已经发生转移，对上行文书的驳正逐渐减少，对制敕文书的封还成为其最主要的职掌。这是给事中职权发展的趋势，直到明清时期六科给事中的设立，仍具有对皇帝的命令进行驳奏的言官的性质。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