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奏都押衙、都虞候、教练使、客将、孔目官，及有朱记大将十人”，其中便有客将。事实上客将既由节度使奏署，便常常是节度使的心腹。他们在藩镇接待四方来客，在征讨或结盟过程中充当使者，是藩镇形象的代言人。《说郛》卷九○《益州名画录》卷上记一则颇有代表性。此则言大中年杜相公悰镇蜀，起净众等寺门屋，请善画者陈皓、彭坚二人“各画天王一堵，各令一客将伴之”，很能够喻示客将对藩镇的意义。而客将本人在交往过程中的历练与因此而建立的诸种关系，也可能使他们更易建功立业，或蒙重用。《旧五代史》卷二○《刘捍传》言“捍便习宾赞，善于将迎，自司宾局及征讨四出，必预其间，虽无决战争锋之绩，而承命奔走，敷扬命令，勤干涖职，以至崇显焉”。同样，李守贞虽然最初只是“河阳一客司耳”，且“不习戎行”；但是“善接英豪，得人死力”，也聚集力量成为一方叛主[19]。后唐宰相范延光和任永平军节度使、西京留守的张筠，后晋宰相景延广更是从藩镇客将者“往往升至大官”的显例[20]。而由藩镇客将迁转任朝廷阁门使、引进使、客省使则是客将升迁的一条通路，其中又以任客省使者为最多。
（二）客省、客省使——中央机构中的客司客将
1．客省与客省使的设立发展
客将、客司虽然多见于晚唐五代，却并不能认为就是藩镇的创造。事实上在有藩镇的客将客司之前，中央机构中早已有了它们的模式客省和客省使。
客省作为朝廷留止宾客的机构大约南朝即有。《宋书·范晔传》记文帝使“朝臣集华林东阁，止于客省。”华林东阁是殿名，明客省是在宫中。《资治通鉴》卷一二四谓“客省，凡四方之客入见者居之，属典客令”。《北史》卷七一《隋宗室诸王·元德太子昭传》：“及闻萧妃在并州有娠，迎置大兴宫之客省。”是隋大兴宫内也有客省。
大约是由于客省置于宫内，故唐初太极宫内的客省便称为内客省。《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713）秋七月“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兵三百余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门，召[常]元楷、[李]慈，先斩之，擒[贾]膺福、[李]猷于内客省出。”胡注曰：“四方馆隶中书省，故内客省在焉。中书省在太极门之右。膺福、猷皆中书省官也。”四方馆是各地上达文书的机构，故胡注将它与宾客留居的内客省联系起来是对的。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于“右延明门外为中书省”下即明谓“省内有内客省”，并引《通鉴》及胡注为证[21]。应当注意的是，这个“内客省”与《唐六典》卷一八《鸿胪寺》典客署所说“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的客馆不是一回事。鸿胪客馆，据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应当是在宫城之外，“承天门街之西，第七横街之北”，“从东第一，鸿胪寺；次西，鸿胪客馆”。另外它在隋炀帝时曾称四方馆，但唐代以四方馆隶中书受四方章表，于是鸿胪寺典客署便另置接待四夷使者的客馆[22]，说明地方和外夷事务是有所划分的。唐代客省的设置临近中书省，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接待来自地方的“内”宾。黎虎认为客省隶属于中书省，从最初的情况看有可能是如此。另外东都洛阳也有客省。《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下记上阳宫“玉京[门]之西曰客省院”。作为陪都的客省院，其性质应同于在长安宫内的客省。
不过到了唐后期，长安太极宫的客省被迁至大明宫右银台门内，开始成为隶属宫内的机构。《唐会要》卷六六《鸿胪寺》记客省曾一度因来人众多而挑费过重：
大历四年（769）七月诏，罢给客省之廪，每岁一万三千斛。永泰已后，益以多事，四方奏计，或连岁不遣，仍于右银台门置客省以居之。上书言事者，常百余人，蕃戎将吏，又数十百人，其费甚矣，至是皆罢。
此事《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和《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均记在大历十四年七月，《通鉴》且明谓右银台门客省是代宗所置。这时唐帝居处、朝见都在大明宫，右银台门距宫内中书门下宰相机构所在的日华门、月华门都不太远。安史之乱后，朝廷要应对的“四方奏计”、“蕃戎将吏”诸事庞杂，右银台门成为宫廷内外的交接处。肃宗时，宦官李辅国就曾“每日于银台门决天下事”。客省置于此，大概也是为了上书言事的方便，不过这造成了客省接待之务和停留人员过多。其结果是更增加了度支的负担。
客省的混乱是和代宗朝内外政治经济治理无序有关的。但是这样一来，客省接待的来人来客甚至有些内外不分。所谓“蕃夷贡献未报”似乎不止于藩镇地方，还有一些长留朝廷的少数民族。所以德宗在清理和省费的过程中，对客省职能也重新作了规划。除了接受贡献和朝觐的具体仪节外，少数民族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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