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的一般居处接待之事有可能不再经由客省[23]，而由唐后期设置的鸿胪礼宾使及代替客馆的礼宾院负责[24]；客省主要是对“内”的职务大概从此更明确了。
可能由于客省仍置在宫内，所以唐史料提到客省有时也称内客省。《新唐书》卷一四五《元载传》记李少良罢官游京师，疏论元载罪恶，“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同传又载大历八年，有晋州男子郇谟欲献字以言时事。“京兆以闻，帝召见，赐以衣，馆内客省”。从史料看不出两者的不同，《通鉴》卷二二四大历八年郇谟“馆于客省”事下胡注“时于右银台门置客省”一段引上述大历十四年史料，说明郇谟所在的内客省即大明宫客省。一九七八年出土的《大唐重修内侍省之碑》记载了乾宁三年（896）以前内外官局的修辑情况，其中便提到客省[25]，也可以证明客省就是内客省。
唐后期长安大明宫的客省于是成为主要招待地方来使的机构。《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贞元四年（788）九月丙午诏节日文武百僚追赏为乐，宰相以下赐钱中有“客省奏事共赐钱一百贯文，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长式”。这个“客省奏事”，《唐会要》卷二九《追赏》同条作“各（按当作“客）省诸道奏事官”，看来诸道奏事官是可以住在客省里的。客省还拘留了一批前来投诚的叛镇官员如李惟岳弟惟简、朱滔判官郑云逵之辈[26]。所以陆贽《翰苑集》卷一五《兴元论续从贼中赴行在官等状》指出德宗自建中以后对于从藩镇来人来访者都一律不信任，“咸使拘留，谓之安置。或诘责而寘于客省，或劳慰而延于紫庭。虽呵奖颇异其辞，然于圈闲一也。既杜出入，势同狴牢，解释无期，死生莫测，守护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絷维，动历年岁，想其痛愤，何可胜言！”可见客省在宫禁高墙之内，还可以用作软禁地方来人来使的处所。而无论是从地处宫内还是从主要招待地方来“宾”的意义看，称为“内客省”都是恰如其分。
2．客省和客省使的对“内”礼仪之务
客省既在宫内，则唐后期即设置由宦官充任的客省使予以管理。客省使除了负责接待地方来使，还有更重要的上传下达等礼仪节目。《职官分纪》卷四四客省“使、副使”条称“五代梁有客省使，国朝因之，掌四方进奏及四夷朝贡牧伯朝觐赐酒馔饔饩、宰相近臣禁将军校节仪、诸州进奉使赐物回诏之事”可以说明。掌四方进奏和赐物回诏即上达四夷使者和地方奏章并传宣诏命，负责内外上下之礼仪交接，而掌进奏又须与引进、阁门使等相配合。此点赵雨乐前揭书已指出，并据《唐会要》等史料提出客省使在大明宫右银台门，“如阁门使般承受外廷奏章，再通传君主之处分。但是，与阁门使比较，客省使之处理奏章对象似为地方之武臣，亦即‘蕃戎将吏’之事务。臣僚奏章之传递方式，往往是先经客省使继而进呈至阁门，反映了客省使与阁门使之配合关系。”这一看法无疑很正确，但两使比较职能毕竟有所区别。据《职官分纪》同卷阁门使“掌供奉乘舆、朝会、游幸大宴，及赞引亲王宰相百僚蕃客朝见辞[退？]、纠弹失仪”。所负责的主要是朝见时一般性的传宣赞引和纠弹之仪，即宋人所谓“阁门官日日引班，乃今郡典谒吏耳”[27]；但客省使在接受和处理奏章方面却似乎更直接而权力更重。
根据史料记载，唐后期地方表章笺奏的递交可以有两条路，一条即前章已述通过中书省四方馆，另一条即客省；前者据郑馀庆书仪可以通过馆驿递交，后者却是由藩镇或州郡派人专达。《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记大和九年（835）三月甘露事变发生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上疏，问王涯罪名，内官仇士良闻之惕惧。是日，从谏遣焦楚长入奏，于客省进状，请面对。上召楚长慰谕遣之”；是一例。从唐史料看两者区别似不大。但一条是宫外一条是宫内，一条是中书一条是内廷，在传达路径和方式上都有远近之别，而后者到达皇帝前可以更快更直接。所以到了五代，两者便分成了公事内容上的轻重缓急。《旧五代史》卷四《太祖纪》开平三年（909）（《五代会要》卷五《杂录》作元年）八月敕称：
建国之初，用兵未罢，诸道章表，皆系军机，不欲滞留，用防缓急。其诸道所有军事申奏，宜令至右银台门委客省画时引进。诸道公事，即依前四方馆准例收接。
这条史料说明，有关紧急军事申奏的诸道章表，后梁规定是由客省引进的，这种作法其实是相沿唐朝客省传递藩镇章表的旧制，说明通过客省是藩镇上达军机和与朝廷取得直接联系的一条通路。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唐长安大明宫中的客省不但距离宰相机构的中书门下近，而且客省所在银台门与延英门基本在一条线上，也就是说距皇帝坐朝的延英殿不远。五代客省的设置大概也本着这一原则，所以《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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