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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晚唐五代的客将、客司与客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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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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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银茶上献，其估凡五百余万”。《新五代史》卷四七《刘处让传》：“庄宗即位，为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称旨。”《册府元龟》卷一二三《帝王部·征讨三》记天福二年（937）六月，“六宅使张言自魏府使廻，奏范延光叛命，遣客省使李守贞往延光所问罪”。《十国春秋·楚二·文昭王世家》开运三年“冬十二月，契丹执晋主重贵以北。是岁，晋客省使王筠来聘，以国乱未归”。
同样的奉使外交活动也常常在十国政权中进行。见于史载如贞明三年（917）十月，“越主巌遣客省使刘瑭使于吴，告即位，且劝吴王称帝”[36]。贞明五年八月，吴杨行密以狼山之败，遣客省使欧阳汀通好吴越；长兴四年（933）夏四月又因吴越王钱鏐死，南唐遣客省使许确入祭[37]。后周广顺元年三月南唐以册马希萼为楚王，以右仆射孙忌、客省使姚凤为册礼使。[38]周世宗显德五年（294）三月（时南唐改元中兴元年），南唐李景在奉表称江南国主并献上国土的同时，又别遣临汝公徐辽和客省使上买宴钱二百万及表[39]。这类出使活动仍包括了贺节寿、贡献、通好、劝和、问罪、册礼、归降等多种。可以说，五代客省使是全面地接收了客将的职能，他们仍是国际间的礼仪代表。
由于客省使常常被中原朝廷或割据政权派遣侦察他国他方动向，所以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对于其间关系影响颇大。庄宗时的李严便是伐蜀战争的始作俑者[40]。明宗客省使李仁矩本是去传达帝旨，令两川献钱，却得罪了节度使董璋，结成仇隙，激反董璋，”[41]致藩镇与朝廷交恶。因此五代客省使在中原朝廷和其他割据政权交往中负有很大责任，其调节中央地方关系的作用不可忽视。当然承担此任者也不完全是客省使。例如杨彦询就是在任为引进副使后“将命西川及淮南称旨，累迁内职”而到唐明宗时升为客省使的[42]，明宗时阁门使刘政恩也曾被差遣充西川宣谕使[43]。这说明在以上五代几使中，其职能有时可以兼通。不过，史料关于内客省使具体职事的材料甚少，不知与客省使是否有明确分工。但涉及藩镇事务和关系，尤其是出使事宜客省使似乎承担更多。内客省使官职既在客省使之上而在宣徽北院、南院使之下，距离中央权力核心就更近一些。五代愈到后来，使职愈益成为递进迁转的一个职级，但与藩镇地方的礼仪交接事务，仍当由阁门、引进及客省等职司共同进行。
综上所述，晚唐五代中央客省与客省使的职务与藩镇客司与客将极为相似，唯官职地位略有不同耳。由于五代政权本自藩镇而来，所以前者是中央化了的客司客将，后者则是地方化了的客省和客省使。两者一而二，二而一，其性质的相似，保证了中央地方的礼仪对接。特别是客省、客省使与阁门、引进等使司配合，形成唐末五代藩镇体制下最具实用特色的礼仪机构。如前所指，“客”的含义即是宾，因此无论客司、客将，抑或客省、客省使，它们处理的都是地方与中央或割据政权彼此政治关系中属于“宾仪”的那一部分。这个宾仪或宾礼与开元五礼中的宾礼事实上已有对“内”、对“外”的实质区别。藩镇政治之下割据势力或政权的交往往往多于对少数民族，故内宾之礼始重而内客机构始兴，这为礼仪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不过有一点也应注意，即前述唐末五代随着客省权力的膨胀和机构扩大，蕃夷事务也部分地归于客省使。这事实上是藩镇客将职能内外不分在客省职务上的反映。史料记载反映入宋以后，客省使出使割据政权和藩镇的机会逐渐减少，但接待和出使蕃夷的事务增加。这就形成了《职官分纪》所说客省使掌“四夷朝贡牧伯朝觐赐酒馔饔饩”的情况，即内、外宾礼由分至合，客省、客省使（当然还包括其他礼宾职司）在相当程度上代替了原来的鸿胪寺。与此同时，藩镇地方的客司逐渐萎缩，州县的客司甚至发展为一种职役。中原和南方统一形势下的礼仪机构虽然没有回到唐初的原点，却变成了一种新的格局。这虽然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但时代的大变动之际礼仪和礼仪机构的发展，却是值得玩味和深思的。
[1] 《晋书》卷二一《礼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49页。
[2] 按任爽《唐代礼制研究》指出，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变化促使立志礼制作适应性的调整，“古宾礼中被删减的部分并未全遭废弃，而是随着君臣关系的演变转化为朝仪，成为嘉礼中的内容”，可为确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1—92页。
[3] 见《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第二章之壹《内诸司使之成立过程》，第四章之叁《五代内诸司使间之职级初探》，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60—61页、171—174页。
[4]《汉唐外交制度史》第九章第一节《中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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