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入全忠军，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传呼彻三仗，有诏释全忠罪，使朝服见。

天复三年（903）朱全忠进军凤翔城下，唐朝廷借助平卢节度使王师範等力使朱全忠暂时受挫。但此事《资治通鉴》卷二六三记作：“（正月）甲子，车驾出凤翔，幸全忠营。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释罪，去三仗，止报平安以公服入谢。”与《新唐书》略不同。案此时昭宗既至凤翔，则朱全忠不可能在大明宫客省，事实当如《通鉴》所记。胡三省于“命客省使宣旨释罪”下注曰：“时客省使，盖通知阁门事，故令宣旨释罪。”但这个解释并不一定正确。按照《职官分纪》所说“四夷朝贡牧伯朝觐赐酒馔饔饩、宰相近臣禁将军校节仪”，客省使须依礼节处置、调停朝廷与“四夷”或“牧伯”间的矛盾关系，如上述“宣旨释罪”和引进章表都是处理和藩镇关系的具体表现，其中包含的绝不止是形式。

3．客省使的五代特色

　　正是由于这一代表朝廷的礼仪交接作用，所以客省使是晚唐内职中的重要职务。客省使之上五代中原朝廷又设内客省使。《集古录跋尾》卷九述《康约言碑》记墓主于文宗太和开成间曾任河东监军、鸿胪礼宾使、内外客省使，后升至宣徽北院副使，说明客省使在鸿胪礼宾使之上，宣徽使之下。《全唐文补遗》第三辑大中四年（850）《唐故刘府君（士准）墓志铭并序》记墓主长子刘重约职也为“内外客省使”。内外者，不知是否因职兼内外，但很可能已是五代分设客省使内客省使的滥觞。《旧唐书·昭宗纪》记天复三年十二月辛巳，和崔胤、张濬一起被汴州扈驾指挥使朱友谅诛杀的有皇城使王建勋、飞龙使陈班、阁门使王建袭、客省使王建乂等，自崔胤谋诛宦官以来，王建乂等几乎是最后一批被杀的宦官当权者。而同卷载朱全忠天祐元年迁帝洛阳并将其身边所有宦官尽数杀却后，闰四月戊申，复“敕今后除留宣徽两院、小马坊、丰德库、御厨、客省、阁门、飞龙、庄宅九使外，其余并停”，也说明和藩镇打交道的客省使还是非留不可。五代时期，客省使不仅中原朝廷设立，即十国政权一旦建国称帝，也往往将原来藩镇时期的客司机构升格。如《蜀梼杌》卷上记天復七年（即开平元年，907）前蜀王建即皇帝位，十月下诏即有“客司为客省，乐营为教坊，使厨为御食厨”等官司职名的改称。《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同光元年（923）二月记吴越王钱鏐“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员外郎、客省等使”。反之则降格。如楚马氏臣服于南唐，唯有客司客将而无客省。南唐当宋朝逼迫之际，不得不于开宝五年（972）二月下令贬损仪制，改客省为延宾院[28]。不设客司者即有客省，官职机构的上下，进一步说明客省是客司的替代，而客省使本身也愈益带有藩镇的特色。
　　和藩镇体制相配套的，是在朱全忠诛杀宦官后，原内诸司使身分的变化。如赵雨乐前揭书所指出，内诸司使既可由朝廷的承旨、殿直、供奉官的三班官正常迁转，也可转向军职或由军将直接升迁。“使职与军职之间，在五代藩镇政权下，代表着两种性质颇为相近之帝王元从集团。故此，在转迁之关系上，彼此有互通之趋向。”[29]五代阁门使、客省使或者内客省使等的一个来源就是藩镇的客将。如孟承诲，本为（晋）高祖在藩镇时客将，“高祖有天下，擢为阁门副使，累迁宣徽使”。在迁宣徽使之前孟承诲还任过客省使及内客省使。刘继勋亦为晋高祖镇邺都时客将，“高祖爱其端谨，籍其名于帐下，从历数镇。及即位，擢为阁门使”；阎晋卿“少仕并门，历职至客将，（汉）高祖在镇，颇见信用。乾祐中，历阁门使，判四方馆”，后又任为内客省使[30]。又如张遵诲、朱弘昭、李仁矩都是由后唐庄宗或明宗在藩的客将升为客省使或内客省使的[31]。王峻、李守贞、李彦韬等也有类似的经历[32]。
　　以上客将升为阁门使或客省使、内客省使当然并不都是一步到位，但是任使职者多有藩镇客将经历毕竟说明其职能有相似之处。事实上客将在藩镇的职务移到中央后肯定是扩大了。所以并不是都被客省使所继承，根据《五代会要》等书记载，客省使、东西上阁门使和引进使都是后梁正式设立的使职[33]。上面已说明一般朝见辞退接引传递的“赞引”之务即委于阁门使及引进使，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