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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氏将兴”———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一

时间:2009-7-24 13:55:39  来源:不详
述得以进谗诛杀。那么,是什么促使安伽陀在大业十年对炀帝议诛诸李呢?我认为就是李敏于黎阳督运一事。《隋书》卷七十杨玄感传云:   

  帝征辽东,令(杨)玄感于黎阳督运。于时百姓苦役,天下思乱,玄感遂与武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谋议……其弟武贲郎将玄纵、鹰扬郎将万硕并从幸辽东,玄感潜遣人召之。

玄感为炀帝夺位功臣杨素之子,累世尊显,家门鼎盛,虑帝猜忌,大业九年利用伐辽东时于黎阳督运的条件,起兵反隋。据同书卷四炀帝纪,征辽东兵“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玄感领馈运,据黎阳联络山东豪杰,诸弟从征者亦领兵,东都、关中岌岌可危,炀帝急忙班师平叛。事隔一年,黎阳督运事由李敏负责,而李敏家族之盛,从征子弟之多又远过于杨玄感。敏妻表中所谓“若复渡辽,吾与汝必为大将……子弟响应,各杀军将,一日之间,天下足定”,虽为宇文述杜撰,但大业十年李敏于黎阳督运,“诸房子侄,内外亲娅,并募从征”当是事实。安伽陀正是看到这一点,才谎称图谶,观炀帝尽诛诸李,诸李当指从帝东征的李敏族人。炀帝此次征辽,匆忙班师,也为上述论点提供了旁证。《通鉴》卷一八二大业十年条略云:  

  秋七月,癸丑(16日),车驾次怀远镇……来护儿至毕奢城,高丽举兵逆战,护儿击破之,将趣平壤,高丽王元惧,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悦,遣使持节召护儿还。护儿集众曰:“大军三出,未能平贼,此还不可复来,劳而无功,吾窃耻之。今高丽实困,以此众击之,不日可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取高元,献捷而归,不亦善乎!”答表请行,不肯奉诏。长史崔君肃固争,护儿不可,曰:“贼势破矣,独以相任,自足办之。吾在阃外,事当专决,宁得高元还而获谴,舍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肃告众曰:“若从元帅违拒诏书,必当闻奏,皆应获罪。”诸将惧,俱请还,乃始奉诏。八月己巳(四月),帝自怀远镇班师。

高丽困弊,来护儿所战皆捷,直抵平壤。从护儿与崔君肃的争论看,这次可一举彻底平高丽是人所共知的。但誓平高丽的炀帝为何放弃了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而受降班师呢?更可论者,《隋书》卷四记载此次出兵前诏书尚云: 

  高元伏钅质泥首,送款军门,寻请入朝,归罪司寇。朕以许其改过,乃诏班师。而长恶靡悛,宴安鸩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师,百道俱进。朕当亲执武节,临御诸军,秣马丸都,观兵辽水。

高元请降不足信,伪降不改,故再度出师,但此诏言犹在耳,为何炀帝在高元乞降时又“大悦,遣使持节召护儿还”呢?是否为炀帝听信了安伽陀的话而疑李敏家族,匆忙班师呢?史籍无确载。但从方士进言,炀帝班师,其后因“洪”字讽李敏引决的一连串事件看,炀帝匆忙班师的主要原因在于忌于黎阳督运的李敏。
  李穆家族为隋关陇集团盛门。《隋书》卷二开皇十七年(597)四月条略云:   

  壬午,诏曰:“周历告终,群凶作乱,衅起蕃服,毒被生人。朕受命上玄,廓区宇,圣灵垂佑,文武同心。申公穆、郧襄公孝宽、广平王雄、蒋国公睿、楚国公责力、齐国公颖、越国公素、鲁国公庆则、新宁公长叉、宜阳公世禾责、赵国公罗云、陇西公询……巨鹿公子干等……茂绩殊勋,力宣王府。宜弘其门绪,与国同休。其世子世孙未经州任者,宜量才升用,庶享荣位,世禄无穷。”

李穆、韦孝宽、杨雄、梁睿、豆庐责力、高颖、杨素、虞庆则、王世禾责、李询、贺娄子干等为隋代显贵功臣,李穆不但名列第一,而且穆兄贤子询也并列其中,可见李穆、李贤家族在隋代之盛。西魏北周以来,关陇盛族取前朝而代之,历朝皆然。李穆族因此遭忌,势在必然。但因大业末年山东诸雄并起,杨玄感首先利用山东豪杰起事的政局,李穆、李贤后人被诛,亦因李敏于黎阳督运的嫌疑。“李氏将兴”虽为关陇集团内部事,但图谶产生的背景,就与山东豪杰大有干系。可见关陇、山东在隋末既已为两大军事力量,不独唐初为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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