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洎被褚遂良诬陷,有马周为证,以太宗之明,未必尽信褚遂良之言。洎死后,太宗将不给刘洎纸笔的宪司治罪,可见太宗深知刘洎之冤。[15]那么太宗为什么又要赐死刘洎呢?仅仅是因为褚遂良“又执证不已”吗?不是的。太宗还是对刘洎的姓氏耿耿于怀。刘洎性疏,太宗委托他辅佐太子监国时,他声称可诛杀有愆失的大臣,令太宗大吃一惊,太宗所顾念的是太子即位后,刘洎姓符图谶,有可能诛杀有异志的大臣取李氏而代之。应该说,太宗除去刘洎的决断在其征辽之前已经下定了。唯其顾虑如此,刘洎又不懂得韬光养晦,太宗方借褚遂良之口,赐刘洎自尽,以绝身后之患。太宗诛刘洎,显系为身后计,而刘洎被诛,其姓氏符图谶当是主要原因。刘氏图谶对贞观政治有如此大的影响,确实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
　　《资治通鉴》卷205长寿二年(693)二月乙亥条《考异》引潘远《纪闻》云:　

　　补阙李秦授寓直中书,进封事曰:“陛下自登极,诛斥李氏及诸大臣,其家人亲族流放在外,以臣所料,且数万人。如一旦同心招集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谶曰:‘伐武者刘。’夫刘者,流也。陛下不杀此辈,臣恐为祸深焉。”天后纳之。

武后时,刘氏仍在图谶。武则天诛流人原因复杂,并不完全由于李秦的一纸上疏。但图谶中的刘氏对武周政治也并非完全没有影响。《旧唐书》卷8《玄宗纪》开元十三年(725)条云:[16]　

　　五月庚寅,妖贼刘定高率其党夜犯通洛门,尽擒斩之。

同书同卷开元二十四年条云:　

　　夏六月[17]丙午,京兆醴泉妖人刘志诚率众为乱,将趋京城。咸阳官吏烧便桥,以断其路。俄而散走,京兆府尽擒斩之。

这两次刘姓者作乱可能都与图谶有关。《曲江集》卷15《贺昭陵征应状》略云:　

　　右御史中丞徐晖从京便还,向臣等说,妖贼刘志诚四日从咸阳北原向南,见昭陵山上有黑云忽起。志诚谓其凶徒云:“此云将有暴风,若冲头立,恐有破败。”志诚久从征伍,颇解杂占。其言未毕,飘风果至,直冲行首,莫不昏迷,众心惊惶,不知所出。及至便桥之际,并即走散。又见父老云,往年权梁山之徒,将逞不轨,当时亦有烈风暴雨,发自昭陵。彼至京城,贼还破灭。谨参往事,与今同符者。伏以闾阎贼类,切敢猖狂,而祖宗威灵,亦已玄鉴。昔年感召,若命蚩尤;今者驱除,更假风伯。所以妖氛自殄,狡计莫施。晷刻之间,逃形无路。此皆神力潜运,昌历无穷,将俾孙谋,用昭圣德。事堪惩恶,可以垂后,无任庆悦之至。仍望宣付史官,并示朝列。谨录奏闻,谨奏。

张九龄的这篇状文颇值得注意。刘志诚既然“颇解杂占”,应该也精通图谶,其以图谶中的刘氏号令其党，故能造成不小规模的声势。此前的刘定高举兵可能也与刘志诚类似。刘定高、刘志诚均为乌合之众,并无战斗力,但刘氏在号称治世的开元年间频繁起兵,虽容易平定,也给唐王朝造成一定的混乱,而且图谶中的刘氏也对唐王朝是一潜在的威胁。正因为武力战胜刘氏之乱的同时,尚需舆论上的解说,于是昭陵神力说应运而生。这篇由当时文坛盟主张九龄起草的《贺昭陵征应状》便是唐廷对付刘氏图谶的宣言。张九龄对李唐“祖宗威灵”大书特书,并要“宣付史官,并示朝列”,昭示天下,因为“事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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