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出迎诏书，见文昌桥上帖婺源庙注疏印榜，此必有师巫庙祝之徒来此骗胁吾民，帖三厢官徧在城内外揭毁其榜，搜逐其人，限一日取肃静状申，外四县帖请一体行。若客店停着者杖一百，或本州有为之道地、干缘行疏者徒断移徙。榜示州前，仰吾民各自敬畏天地、孝养父母、遵守国法，世界道理不过如此，若舍此不顾，反信邪费财、奉事泥块，必罚无恕。[45]

显然，“婺源注疏人”被逐源自张贴于文昌桥上的印榜被知州发现。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伦理信仰的领域内，官府和民间传教者在各处粉壁上可谓是针锋相对：“师巫庙祝”到处张贴注疏印榜来宣扬自己的信仰，官府则揭毁其榜、搜逐其人，同时“榜示州前”。
　　张贴匿名榜也是民众用来反映自己对官府施政的批评意见的方式。在《清明集》载翁甫（浩堂）所作《匿名榜连粘晓谕》中，匿名榜是“此邦士友”怀着“欲相警戒成就之美意”而写的，被官府的衙探所获，责“知县通关节，纳苞苴事”。虽然翁甫对此匿名榜宽容地接受了，但“所可恨者，不札以指陈，乃匿名而标贴，则恐非古人忠厚意耳”，仍然透漏了他对匿名榜不以为然的态度。[46]同时也存在地方豪横以匿名榜来要挟官员的情形，如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曹州民赵谏在京师因为意图请托新任通判李及被拒，遂怀恨张贴匿名榜，诬告李及非毁朝政。后来赵谏因其一贯“凶狡无赖，恐喝取财，交结权右，长吏多与抗礼，率干预郡政”而被斩。[47]匿名榜当然要在人群集中、往来频繁之所来张贴，则前述诸处粉壁自然是张榜者的首选。
　　显然，上述民众对粉壁的利用更具渗透性，除了官府所据有的粉壁外，他们还在桥梁等场所张贴文字，这些场所的粉壁也是民众注意力所及之地。从官府的角度来看，民众在这些场所中的粉壁上所反映的也是一种民意，能够被官府获悉。
　　民户户贯的有关信息是官府主动通过粉壁来获取的；粉壁上所反映的民意可以被官府获悉，尽管官府一般是较为被动地来接受，并加以抑制和规范。这和粉壁被官府用来传布朝廷官府的诏敕政令构成了粉壁联系上下作用的两个方面，显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传达官府的意旨，反映民意则是受到抑制的一面。
　　尽管粉壁通过颁布诏敕政令将官府和民众联系起来，但宋代士大夫却经常要批评州县官府在粉壁上传达朝廷官府诏敕政令只是“徒挂墙壁”，对粉壁晓示的效能持怀疑态度。这属于官府运用粉壁的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与人事关系密切。下面试从两个方面来作进一步分析。
　　一方面，官员的主观态度始终是影响粉壁实际效能的重要因素。徽宗时李新上《乞州郡讲习五礼新仪札子》言：“臣尝谓吉凶二礼，士民所常用，今州郡将新仪指摘出榜、书写墙壁，务为推行之迹，而苟简灭裂、增损脱漏、诵读不行，未越旬时，字画漫灭不可复（攻）[考]，民庶所行既未通知，至与新仪违戾，或僭或陋，实非民庶之过。臣欲乞诸州并许公库镂板，仪曹（局）[旬]以某礼行下属县，置籍抄録，[季行]检示粉壁，及察民间所行之礼过与不及。”[48]李新所言“苟简灭裂、增损脱漏、诵读不行”，可以看作州县官员在录写粉壁上的不尽职。但是，据《华阳集》[49]卷四十附录《张公行状》记载，张纲于秦桧死后官至参知政事，

　　初秦桧久擅政柄，以严刑峻法钳天下之口，太上皇帝慨然总览，尽去苛刻之政，自尔诏令之下无非宽恤民力。公建意以颁降重复、官吏奉行不虔，恐民庶不能通知，乃令有司看详，取其切于利民者得八十余事，止标大意及降旨月日，其间繁文一切削去，奏乞镂版宣布中外，仍令州县揭诸粉壁。于是天下晓然皆知吾君之德意矣。

前者“增损”而使得“民庶所行既未通知，至与新仪违戾”，后者削去繁文使得“天下晓然皆知吾君之德意”，同是实际录写上的删削却导致了不同的效果，这反映了州县官府在粉壁上有着充分的活动空间，关键在于州县长官的运用之当否。
　　另一方面，在乡村这一层次上，官府运用粉壁公布诏令、宣传教化是和派员讲谕结合在一起的。汉代朝廷官府的教令下传到乡村，需要文吏的宣讲来传布，[50]宋代官府也有类似之举。前述苏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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