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岁时属民读法，其当时所读者不知云何，今若将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岁，或三月一次，或于城市，或于乡村，聚民而读之，就为解说，令其通晓，及所在立粉壁书写，亦须有益。[51]

在朱熹看来讲读与粉壁书写有着同等的意义。这也符合当时社会的实情，如熙宁年间吕惠卿所说：“夫田野山谷之氓，止知蚕而衣，耕而食，生梗畏怯，有自少至老，足不履市门、目不识官府者，有生平不敢自出输税，而倍价募人代之输者，其于文字目不能识，手不能书，岂能晓有司簿法之巧说，吏文之烦言，牓式状之委曲苛细耶？”[52]显然在广大的乡村，粉壁晓示的效能的发挥更离不开讲谕人的沟通。

　　综上所述，不同场所的粉壁传布了朝廷官府的诏敕政令，一定程度上也将民间的某些信息传递给官府以至中央朝廷，是官府与不同阶层的人们联系的重要媒介。通过诸处场所中的粉壁，朝廷官府统治的触须向下延伸，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制度规定和道德规范就是沿着这些粉壁所连缀起来的“脉络”贯彻下去，形成中央到地方的统治“网络”。而这些“网络”的正常运行，仍然离不开地方官员和讲谕人的努力，否则只能是“徒挂墙壁”罢了。

*本文为“唐宋时期中央与地方信息渠道”项目的子课题，受到了中华社科基金的资助。
[1]关于汉代官府公布诏敕方式的研究，可以参考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53－159页。
[2]粉壁上悬挂的“板书”已无实物存留，而粉壁上录写的诏令尚有迹可寻。汪桂海在《汉代官文书制度》一书中征引了一条考古材料，为1992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的墨书题写于墙壁上的“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时间为汉平帝元始五年，墙壁残块涂以白土，以赭石阶栏，直行隶体，汪氏称其为“汉代题壁公布诏令文书之极好物证”。157页注3。这份考古材料已经在《文物》2000年第5期上公布，41页图版六，参见同期所载《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
[3]中华书局，1955年。
[4]《封氏闻见记》，《<说郛>三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宋王谠《唐语林》卷八曾引此条，文字稍异，中华书局1987年周勋初校证本，686页。据《四库全书总目》考证，封演为唐玄宗至代宗时人，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封氏闻见记》条。
[5]关于唐代诏敕的公布过程和场所，日本学者中村裕一在《唐代制敕研究》中有初步的讨论，汲古书院，1991年，859－909页。
[6]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古籍中“牓”与“榜”通用，本文除引文各仍其旧外，一律作“榜”。
[7]中村裕一在《唐代公文书研究》中引到两件文书，一是法藏敦煌文书P.2598号《正月廿一日榜文》，据推测是中和年间（881－885）所写，但此件文书并无官印，加之书写粗劣，可能不是正式颁布张贴的榜文；一件是吐鲁番文书73TAM509:26(a)号《唐宝应元年（762）五月节度使衙牓西州文》，汲古书院，1996年，146－148页，265－266页。此外，英藏敦煌文书S.2575号为《天成四年（929）二月六日都僧统海晏准普光寺置方等道场牓》和《天成四年三月九日都僧统准普光寺置方等道场牓》，都钤有官印，当是正式的牓文。据荣新江先生的指点，英藏敦煌文书S.8516号还保存了一份牓文《广顺三年（953）十二月十九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牓》，惜为断片，其A1片清晰的写有“敕归义军节度使 牓”，并钤有官印。参见荣新江编着《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85161A＋B”条提要，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94－96页。阪尻彰宏先生曾对这一组断片作一连缀和研究，据他研究这种官府（节度使）榜文来源于“帖”，通常张贴在衙署（节度使）门前。《敦煌牓文书考》，《东方学》第百二辑，2001年7月。由于敦煌地区在五代时期实际上是延续了唐代后期的情形，故此处将五代时期的敦煌文书纳入唐代来论述。
[8]《陈拾遗集》卷八《上军国利害事·牧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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