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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解经：章学诚与现代诠释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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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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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有表和里这两面，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掌握这两面之间的联系。虽然他没有明言，但显然，为了掌握“经”与“史”和“道”与“器”之间的关系，需要依赖诠释的工作。
事实上，章学诚本人提出和分析这些对应的概念，就已经是一种诠释。比如他引《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来分析“道”与“器”之间的关系。他的基本态度是，既然“道”是形而上的，因此“道”就不会存在于某一经典或几部经典中，而必然是人所无法轻易掌握的。他说：
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1]
他甚至认为，如果一味追求“道”，企图觅得“道”之真谛，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他所谓“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大道之隐也，不隐于庸愚，而隐于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1](132-133)，就是企图说明这个道理。
有了这个前提，章学诚才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器”的说法。他认为不但后人所谈的“道”离开了“道”本身，而且在遥远的古代，也没有专论“道”的著作。因此他对“六经”便下一个不同的定义，称它们为“史”或者“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1)在另一处，他又将“六经”比作“器”，“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其实，章学诚指出，孔子本人也并不这样认为六经能载道：“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皆其器之可见也。”[1] (132)既然六经并非阐述“道”的经典，那么人们如何认识“道”，就必须通过诠释，必须通过理解。
前面已经说过，上述这些有关“道”的说法，本身即是章学诚对经典文化所作的一种解释。通过这种解释，章学诚对他所提出的道之无形或“理无定形”的说法做了论证。这一论证，是通过发掘六经的“历史性”（historicity）而获得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章学诚对经典所作的历史诠释。
第一，章学诚认为在未有“经”以前，“史”已经存在。他在致友人的书中说：
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3]
他在这里所谓的“史”，当然指的是史学，但究竟是史学著述还是史料，其含义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引起后人的揣测。[4]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经”的名称，是以后才出现的。
第二，对于“经”的实质内容，也必须加以历史的分析。在章学诚看来，所谓经典无非是古代的典章制度，是当时人治世用的，没有传述“道”的意思。他说：
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1]（P94）
相似的论述，也见于其他地方：
六经之名，起于后世，然而亦有所本也。…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旧典，以其出于官守，而皆为宪章，故述之无所用作。以其官守失传，而师儒之习业，故尊奉而称经。[1](P1021)
在这里，章学诚不但说明了“经”的实质内容，而且分析了“经”的“历史性”，即把“经”之产生，置于不断演变的历史中作了考察，指出了“经”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渊源。
第三，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章学诚又将“经”等同于史。这里的“史”主要指的是历史，并不是史学。换言之，章学诚认为“经”只是早期历史的一部分，即在三代官与师尚未区分的时候的一些政典，因此他说：
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P139)
由此我们可以说章学诚所谓的“大道”，即是不断变动、发展的历史本身。更确切一点说，是蕴涵在历史之中的一种形上的、超验的精神或理念。如果想窥其涯，必须通过文史的研究，而不能固守于一经，所谓“夫六艺并重，非可止守一经也；经旨闳深，非可限于隅曲也；而诸儒专攻一经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艺之功能，则去圣久远，于事固无足怪也”。[1](P138)易言之，后人离开六经的时代已经相当久远，无法对当时的历史状况有深入的、触类旁通的知识，因此不可能从研读一经中获得对“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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