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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解经：章学诚与现代诠释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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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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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章学诚把对经典的诠释与认识，等同于一种历史的研究。但是，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只能依赖间接的材料，因为历史学家也无法让时间倒转，回到过去来体验古人的生活。章学诚的历史研究，就变成一种寻求文史之中的“通义”的研究。这里的“通义”，与他所阐述的“道”，应该是同义的。
对文史之中的“道”的追寻，必须要在训诂、考据之上，也就是要在古代经典的阅读之中，竭力在文字的背后，领悟其隐含的精神。因此章学诚说：“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1](P138)由此看来，清代乾嘉以来的考据之学，在章学诚眼里，只是历史研究和经典诠释的一个工具。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因为“训诂明”还只是章学诚诠释学的一个初步阶段。通常的训诂，都集中在几部古代的经典上，而“义理”或“道”则远在这些经典之上。
有关章学诚的“道”的概念，已经有不少人作了论述，在此不想重复他人的论述。我们将在最后一节中，用比较的方式，将章学诚的“道”的观念，再作讨论。我在这里只想引一段余英时的文章，来概括一下有关章学诚“道”的观念的研究，为以后的论述作个准备：
实斋“六经皆史”之论是和他对“道”的新观念分不开的。戴密微（P.DemieVille）谓实斋之“道”即存乎具体的历史实际中；倪文孙（David S .Nivison）亦言实斋所谓“道”是人性中企求文明生活的一种基本潜能，而在历史中逐渐展现者。总之，实斋的“道”具有历史的性质，是在不断发展中的。正因如此，实斋看重当前的现实过于以往的陈迹，主通今而不尚泥古。我们可以说，实斋所以最重视“道”正由于他把“道”看作一种“活的现在”（living present），而不仅是像多数考证学者一样，把“道”当作“古典的过去”（classical past）也。[2](P49-50)
在章学诚对“道”的追寻中，历史研究因此成为一个核心的部分。他提出“六经皆史”，以史来解经，成为中国经典诠释的传统中独特和重视的思想遗产。 二、诠释学在现代西方的转折发展
章学诚的经典诠释方法，特别是他的以史解经的作法，与诠释学的西方的发展似乎有相合之处。经典诠释，也就是对宗教经典的解释在西方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其中至少产生了三次比较重大的事件。第一次是在希腊的古典时代学者对荷马史诗的渊源和作者所进行的讨论。第二次是在西元一世纪基督教兴起的时候，教会人士有关教义的论争。这一论争的结果产生了不少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如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等，都在西方的思想史上，垂诸久远。第三次则是宗教改革时代由于教会的分裂所激起的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剧烈争论，其中也包括将《圣经》译成各种文字的工作。
但是，经典诠释作为一门学问，则要在18世纪才真正成立，其中德国神学家、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F.E.D.Schleiermacher）对诠释理论的探索，有奠基之功。施莱尔马赫对诠释学理论的研究，受到了康德哲学的影响，他希图从种种诠释活动的背后，寻找一种形上的东西。他的诠释研究因此便颠倒了顺序，不再从经典开始，而是从诠释开始，即将诠释本身视为研究的对象。
有趣的是，像章学诚一样，施莱尔马赫在构筑他的诠释学理论时，也采取了一种二分法，即将对文字的训诂处理与理解文章本身的内在含义视为诠释工作的两个部分。对施莱尔马赫来说，诠释学因而包括了两个部分，第一是语言学的研究。研究者从训诂文字、专研语法出发，不但求得对经典的逐字逐句的理解，也了解了经典的内在含义。但诠释学的第二方面则是所谓“心理学的解释”，即要通过对经典的反复钻研，求得一种“贯通”，达到一种“神意”的体会，真正理解经典的作者的原创性和个别性。如果用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想求得对“道”的认识。施莱尔马赫所谓的“神意”（divinatory），与章学诚对“道”的强调，并无二致。于是施莱尔马赫有点大言不惭地说：诠释者“不但了解作者，而且其了解更甚于作者本人”。[3]
在施莱尔马赫以后，诠释学的理论为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o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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