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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解经：章学诚与现代诠释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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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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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筹划活动具有造就自身的本己可能性。我们把领会的造就自身的活动称为解释。领会在解释中有所领会地具有它所领会的东西。领会在解释中并不成为别的东西，而是成为它自身。在生存论上，解释植根于领会，而不是领会生自解释。解释并非要对被领会的东西有所认知，而是把领会中所筹划的可能性整理出来.[4](P206)
为什么领会能先于理解，就是因为“此在”的历史性，使得人们有一种“先行具有”（Vorhabe）的能力。实际上，领会本身就是这一“先行具有”能力的集中表现。换言之，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自然而然地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所领悟，并有一种把这一位置改善的愿望，因此人们在认识和解释世界时，便会将那种改善生存的愿望投射到诠释过程中。解释因此就是把这一存在论的愿望概念化而已。 三、历史在诠释学中的意义
海德格尔的诠释学理论，并不仅仅想证明诠释的过程只不过是主观意识的投射。他的诠释学理论无法用主观主义这样的术语来概括，这与他哲学的宗旨不符。在他对“此在”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他希求超越主观与客观的分野。《存在与时间》的译者陈嘉映对此有比较清晰的分析。他认为，海德格尔会这样说明：“人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来领会其存在，这是生存的实情，既不主观也无所谓客观。……有时我们辩不过某些如簧之舌或持刀的辩士，会说：‘随你怎样解释，事情还是那么一回事情’。海德格尔指的就是这类现实”。[7](P228)
所谓“人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来领会其存在”，也就是“此在”的含义。因此，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既包含历史的过程，又特指时间上的某一点；既有历史性，又有时间性。这种存在论或以存在论为基础的诠释学理论，与中国人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章学诚对经典的诠释中，我们无法找到西方诠释学那种从认识论到存在论的转变。正确地说，在章学诚的著作中，两者是有机地组成在一起的。在一方面，章学诚的认识论有一种“二分”的趋向，如他对“道”和“器”的划分等等，这与海德格尔以前的西方诠释学相一致。但在另一方面，章学诚又显然有一种存在论的诠释方式，具体表现在他对“道”的阐述上。章学诚的“道”，并不完全是一个超验的客观精神之类的存在，而是活生生地生存在人的历史之中的。用他的话来说：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帅，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1](P119)
“道”因此便是所谓的“不得不然之势”，是人们生活在社会上、世界中所不得不遵循的自然法则，并非某个圣人特意制定或想象出来的。章学诚对“道”的这种存在论的解释，与海德格尔的理论，有很明显的类似之处。
换言之，章学诚的“道”，有其深厚的生存论基础，并非仅是朱熹的“理一分殊”的概念，把“道”的实质与“道”的表现相分离。对章学诚来说，“道”就是生活、“道”就是存在。研究章学诚的美国学者倪文孙对此有比较透彻的分析。他说：
章学诚的“道”因此是人性中一种最基本的、向往一种有秩序的和文明的生活的潜能。这一潜能慢慢在历史中展现出来，并在人所公认的对和真中实现自己。“道”来自于天。但“天”对章学诚来说其实是一种自然的秩序，为人所遵守。因此他的“道”尽管不是超自然的，却概括了一个宗教神的所有功能。他强调说“道”在其自身必须与它在历史中的表现，即“器”相分别，但是他又说没有这些“器”，“道”便无从知晓。由此可见，章学诚虽然对人的道德秩序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但在同时他却又认为这一道德秩序完全是逐步演化的和自然而然的。[8]
这一分析，更让我们看出章学诚的思想与海德格尔的相似之处。如上所述，海德格尔提出所谓理解就是人的理想的投射，是为了实现“此在”的“潜能”，而倪文孙在这里所用的“潜能”（potenttial;potentiality），正是同一个词。章学诚所谓“人生有道，人不自知”，就指的是这样一种“潜能”的存在。这一“潜能”只有在历史的演化中，由于生活的自然需要，慢慢为人们所认识。于是，人们就慢慢接近了“道”。所谓“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积而至于山岳。……法其道之渐形渐著者也”[1] (P120)。因此“道”是逐渐在人类历史中展现出来的。
正是章学诚“道”的历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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