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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腐败和反腐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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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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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的临近，国会通过法律授权格兰特总统“建立一个委员会来制定政府录用和提升官员的规则”。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美国文官制度最终在国会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Act）之后建立起来，它授权总统成立一个道德委员会来为任命联邦雇员的程序订立规则。该法的通过代表了文官改革运动的高潮，其目的是把联邦文官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择优录取成为联邦任命的重要规则，其执行方法是“运用公开的竞争性的考试来检验公职申请人的资格”。根据这一原则，录用“最优秀的”人员为政府服务是政府管理中高道德标准需要的保障，对“最优秀的”评价标准不是出身背景或个人财产，而是客观的检验。从此，技术专家逐渐取代政治忠诚成为公共服务的首要资格。
与文官改革运动并行的是进步主义运动和人民党运动。19世纪后期，纽约市市长塞思·洛（Seth Low）和圣路易市市长约瑟夫·福克（Joseph Folk）对城市改革和大量其他进步主义时期的地方改革运动做出了响应，制定了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委员会计划，虽然这些计划没有产生那些早期支持者所期望的效果，但预示了一个发展趋势，即地方行政机构的扩大、合理化和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把文官制度扩大到城市政府。例如纽约市政厅以前为庇护制保留的职位，都被文官制所覆盖。
人民党运动于19世纪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它反对新的工业巨头滥用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保护美国人民不受工业巨头的侵害，因为它们的为所欲为在全国制造了经济混乱，损害了小商业者和劳动者的利益。人民党运动同进步主义运动一样，强调政府应对大企业进行有效的控制。
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进步主义运动和人民党运动的许多建议在地方、州和联邦的层次上被采用了，其中包括：秘密投票、直接初选；倡议、公民投票和罢免；市政规则；文官制度改革；城市政府管理形式的改革；税收改革和建立独立的规章机构。在联邦层面，这一运动获得了重大的成功。1887年，国会建立了州际商业委员会（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并授权它为铁路和其他种类的州际交通订立收费标准。在世纪之交后，联邦制定规章的机构被普遍建立起来。1913年，各州批准了宪法第17修正案，规定美国参议员需经公众选举产生。同年，宪法第16修正案被各州批准，授权国会征集税收。此外，国会颁布了《反托拉斯法》，目的是为了防止市场垄断，改善市场经济。
报纸的积极支持是人民党和进步主义运动得以发展的关键。报纸通过公开报道改革运动进程支持了这一运动。然而，报纸取得独立性同样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1828年以后，全国性政党的兴起和分赃制的产生加强了政治家对报纸的控制，政党需要更有效地把其纲领传达给越来越多的选民。为此，政党向报纸的编辑和出版人的亲朋好友提供庇护任命。在一段时间里，报纸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同政治家建立密切的联系，此时，报纸成了政党的工具、总统的喉舌，忠实地服务于当选官员和政党领袖。 从19世纪中叶起，读者面的扩大给报纸和杂志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使它们得以摆脱对政治机器的财政依赖。财政上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编辑立场的独立。此外，内战也有助于报纸摆脱政党的政治控制。在整个南北战争中，报纸大量报道了关于欺诈和腐败的传闻。大城市的报纸还广泛地报道了战况，把战争的残酷性告诉读者。这样，新闻业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受尊敬的职业和一个商业性的、而非政治性的行业。报纸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如何报道可以大量吸引读者的内容。
进步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公众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丑闻报道者”的贡献。大多数所谓的“丑闻报道者”把自己看作是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不与任何政党结盟。丑闻报道者大量揭露了大公司如何贿赂议员以得到优惠待遇，如何向政治领导人支付贿金以使自己免受政府的调查或限制。丑闻报道者使纽约、明尼阿波利斯、圣路易斯、费城、匹兹堡和其他城市的政治机器的腐败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ens）揭露城市政府丑闻的畅销书《城市的羞耻》(The Shame of Cities）为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丑闻报道者的揭露唤醒了国民的道德意识，并迫使立法者颁布新的道德限制来保证公共官员的独立和公正。
无论是羽翼渐丰的人民党运动还是文官改革运动，都在19世纪80年代初实现了其目标。在接下来的30年中，美国在建立联邦政府道德标准方面取了令人瞩目的进步。进步主义运动止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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