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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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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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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帝国的霸权地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对这一地区的征服。
最近的学者不断倾向于强调这一时期古代近东政治的连续性，把马其顿王朝希腊主义当作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在这背后，传统的近东机构继续在起作用，这犹如波斯帝国甚至更早时代帝国统治之下，当地机构所起的作用一样。塞琉古王朝的研究特别明显地表明了这一趋势。很容易找到这些例证。比如，出自位于安纳托里亚西南部的卡里亚(Caria)的公元前3世纪晚期和公元前2世纪早期的一份非常重要的希腊铭刻表明，拉布朗达(Labraunda)的避难所的传统统治者继续像他的前辈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履行其职责。所发生的变化只是以他名誉颁布的法令现在以希腊语来写了，并用希腊城邦的典型术语来表述了。最近出版的铭文和楔形文字文献都表明波斯帝国和希腊化时代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在土地占有类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类似连续性。
古代史研究的进步总是和新发现的历史材料并行而进的，除了铭文以外，并没有发现有关希腊化时代的政治史方面的意义重大的材料。结果，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这段时间所奠定的希腊化时代政治史叙述的框架基本上没有变化，虽然在小的细节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更正和修改。
罗斯托夫采夫是“古史现代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把研究近现代经济史中惯用的方法和术语(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搬用于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去，比如在他的著作中，他就把“希腊化的”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注：见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25页。)因此人们认为罗斯托夫采夫的这种概念性框架导致了历史研究中的“混乱和贫乏”。(注：M.I.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London 1982,p.125.尽管芬利佩服罗斯 托夫采夫的学问，但从芬利对罗斯托夫采夫的经常性批判态度表明芬利认为罗斯托夫采 夫所采用的方法论是极其危险的，即使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但是他对希腊化时 代研究的伟大贡献是不能否定的。他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大师，这不仅明显地表现在他的 注释占了整整第3卷，也表现在他对图版的阐释上，对他来说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 ，而是对他的证据的有力说明。
有关这一时期经济问题看法最惊人的变化莫过于过去那种认为这些希腊化王朝由庞大、高效的官僚机构运行的合理的计划经济的看法，几乎彻底地从学术文献参考中消失了。美国学者善迪(B.Sandy)的著作《托勒密二世税收法律》破坏了那种希腊化王朝计划经济的传统观点。同时，对这一时期官僚机构的详尽研究也揭示了这一时期缺乏一些任何真正官僚机构的主要特征。代替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前驱研究者们所想象的运转效率很高的官僚机器，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希腊化政府看作是工具，这种工具的首要目的是他们从所统治的臣民手中最大量地榨取税收。最近所发现的大量文献，如有关禁止政府官员为个人的利益剥削国王臣民的王家法令，都同样证明了希腊化王朝实际操作过程中所固有的体系的低效率与腐败。结果这些重新研究希腊化王朝的新观点比这门学科奠基者更加精致的、更加正确的反映了所曾经存在的历史实际情况。
关于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为希腊化世界是广袤无垠的，故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决不是平衡的。这一工作最好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研究，如可作为殖民帝国主义一个绝好的例子，整个希腊化世界到处都是亚历山大的希腊裔和马其顿裔的继承者，在政治方面他们是统治者并剥削当地的富有者，这点就像不久前的英国、法国、荷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亚洲和非洲的剥削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尔已写了一篇非常出色的关于托勒密埃及和法属北非比较研究的论文。(注：E.Will,The Craft of the Ancient Historian:Essays in Honor of Chester G.Starr,Maryland 1985,pp.27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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