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1950年3月以后社会治安状况再度出现恶化的趋向，根本原因还不是经济利益的驱动所致，它很大程度上是国民党空军针对上海的连续轰炸所导致。特别是2月6日对上海发电厂所实施的轰炸，使整个上海的电力供应受到巨大损害，原本就处于极端困难之中的上海工业生产更是雪上加霜，许多工厂进一步停工减员甚至倒闭。[14]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市民的心理，也使原本已在新政权的高压和打击下变得萎蘼不振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倍受刺激，蠢蠢欲动，甚至开始相互纠集起来，向新政权进行挑战。一时间，社会上谣言四起，什么“共产党来了才来轰炸，如共产党不走，我们就永远受轰炸危险”；什么“国民党就要来了，浦东已经登陆，伞兵已在黑龙江降落。”“吴淞口外有两百只国民党兵舰，所以最近解放军在撤离市区，开到吴淞口去防卫”等等，各种谣传甚嚣尘上，弄得相当多数的居民惶惑不安。
一些工厂工人把资方敢于大胆停工减薪和裁员的帐算到新政权头上，因而闹事，甚至酝酿罢工。对此，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感到苦闷，束手无策”。[15]很显然，这一时期社会治安问题的再度抬头，是与这一背景密不可分的。
因国民党轰炸而引起的社会治安不稳的情况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上海军管会对此积极应对，除发动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做工人工作外，同时亦采取镇压手段，及时抓捕挑唆工潮的主谋分子，并对已破获的反政府案公开宣判。如原国民党游击司令顾震等，化名胡仲武，假冒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治安军”名义，组织武装，非法接收，判徒刑十年至六个月不等。原国民党军官高鹏程等，参加“中国农工反共救国军”，结伙在逸仙桥实施抢劫被捕，判徒刑5年至2年不等。原国民党军官邱桂成等，参加“中国沪杭游击指挥部第一总队”，为充实活动经费实施抢劫，被处徒刑15年至3年不等。如青年学生张兆祥等，搜集武器弹药，秘密组织“大陆救世团”并“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九支团部”等，密拟散发《告大陆灾胞书》，被处徒刑15至2年不等。又如仙乐烟厂原国民党工会理事、护工队分队长李明生，利用工会筹委会名义，鼓动工人反对该厂停工歇业，印制不具名通知单召集全厂工人大会，并向其他工厂散发，以此造成工潮，被处徒刑8年。华美烟厂周德镛，身为该厂工会筹备会充主任，纠集董纪勋、程爱兴等于“二六”轰炸后以迷信方式发起香烛，向厂内工人散布“蒋介石三月回上海”之类的谣言，各处徒刑3年至2年不等。新生纱厂前国民党员金星，煽动工人与工会对立，并制造工潮，被处徒刑1年。[16]结果，仅三个月之后，全市抢劫强盗案件的发案率已大幅下降。
治安状况的好转，并不意味着新政权感受到的威胁也一并减少。由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两天后美国宣布武装干涉，并且派遣第七舰队公开介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共夺取台湾岛，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刺激了台湾国民党颠覆大陆共产党政权的欲望。特别是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成功登陆，开始大举北进，直接威胁到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之后，中共感受到来自国民党的各种武装和情报组织的威胁自然也日渐加大。和前此国民党残余势力自发的反抗相比，国民党开始有组织的由海外向大陆大量渗透的方式，在社会治安方面所造成的问题显得不是很突出。甚至，由于新政权的组织和宣传越来越深入到基层民众之中，并且有过“二六”轰炸之后那样一种经历，美国武装干涉所促成的新一波谣言也不大能够形成让基层党团组织手足无措的那样一种状况了。因此，即使在这一波国民党有组织的渗透活动中，上海首当其冲；即使中共中央在10月10日正式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大举发动了全国性的以“反特（务）”为中心的“镇反”运动；即使《人民日报》公开批评上海市人民人民法院对反革命案件惩治不力[17]，但是，直到1950年底1951年初，上海方面的工作重心并未迅速转到“镇反”工作上来。
反动党团登记与协调“镇反”步调
上海新政权推迟群众性“镇反”运动发动的时间，相当程度上是受到了正在发动之中的土改运动的牵制。上海近郊的土改运动从1950年秋冬开始试点，12月中旬与华东土改一并全面推开，计划3个月完成。为了确保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上海市最初的作法是：“对反匪特问题，不可与土改混在一起，如果目前搞，一方面会混淆群众的斗争目标，另一方面领导上也不易掌握，反分散精力。”[18]注意到“镇反”运动在各地的声势，华东军政会主席饶漱石随后虽然提出土改和反特可以结合搞，但也明确认为动员和展开阶段、郊区和市区、流氓恶霸与特务，可以有策略地分步进行。他提出：开始动员时宣传上要稳，不强调镇压，以麻痹地主，“全面开展时，（宜）强调发动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