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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0  来源:不详
作也积极起来了”,因为他们都觉得“讲出来后轻松多了”。[37]不可否认,由于坦白登记工作把“坦白”与“宽大”相联系,从而使得上海的“镇反”工作从一开始就与中共中央发动“镇反”运动的主旨不尽协调,这也是不少中共党员干部相信“只要坦白,决不查究”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致当群众追问“如果特务彻底坦白自新怎么处理”时,不少干部干脆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38]事实上,在登记过程中,从陈毅市长,到报纸宣传,基本上都在强调:只要坦白登记,就可以被视为历史上一时失足,不划为异类。而一切失足分子,只要向人民悔过立功,就有出路。[39]这时报上还公开发表坦白登记的特务分子的文章,和介绍国民党骨干坦白登记受到欢迎的通讯,说明这一观点。如《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交通大学学生刘原的自白书,说明自己念高二时,因“军委会特种技术训练班”来校招生,大家以为可以因此参加抗日并学到技术,于是一个班就有十余人报名参加。等到后来才发现所受的是特务训练,不自觉地成了军统的一分子。解放后,因知道一般人厌恶特务,故再未参予特务活动,如今进一步彻底坦白登记,自己更是感觉从此“得到解放了”。该报介绍的“匪特朱某”怎样履行登记的通讯,具体说明了朱某经历了犹豫反复的心理过程,最后被迫和盘托出,并未受到任何清算,且回到单位后,许多同事都来慰问他。他极其兴奋地讲道:“连以前不和我讲话的人,也跑过来握着手来安慰我,以后我才知道有些人以前不理我,是因为我参加过反动组织,没有向政府坦白。”[40]很显然,上海方面这时对“镇反”主旨的理解,与北京方面仍不十分一致。中共中央所以要发动“镇反”运动,根本上并不在“反特”。毛泽东很清楚,打击特务的现行活动,完全用不着在全国范围内搞如此规模的群众运动。他的目的,是要在乘朝鲜战争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彻底清除各种可能会便利国民党复辟的旧的社会基础。因此,“镇反”不仅不是要抢救“失足者”,恰恰相反,它是要通过广泛的群众动员,挖出一切有过反对共产党,以及压迫共产党所依靠的社会群体的人的历史旧帐,对那些可能会对新政权造成危害者,坚决予以“严厉镇压”。通过这样一种方法,不仅最大限度地消除隐患,而且要造成一种强大的高压态势,使任何有过历史污点者,或可能对新政权心存不满的分子,从此在心理上成过街老鼠,不敢轻举妄动。

  正是因为对“镇反”运动的主旨理解上没有到位,上海就“镇反”所做的种种部署一直未能达到毛泽东的要求。对此,毛泽东一度再三督促。

  中共中央1950年10月10日已发出开展“镇反”运动的指示后,上海接连三个月几乎没有动作。1月份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但却首先搞坦白登记,在杀人方面依旧顾虑于上海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多,全国影响大,不敢大刀阔斧。为了使上海了解中央的方针,并给全国城市带好头,毛泽东1月下旬明确地针对上海的情况提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41]接到毛泽东的指示之后,华东军政会也做出决定,强调:“华东地区过去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中心,目前又处国防前线,因此抓住抗美援朝与土地改革的时机,在华东全境有计划地消灭人民痛恨的罪大恶极的匪首、惯匪、恶霸与真正有证据的重要匪首及会门头子,是完全必要的。”[42]但是,直到3月中旬,上海在杀人问题上还是雷声大雨点小。[43]鉴于各地,特别是大城市对于处决人犯的谨慎态度,2月21日,经中共中央提议和批准,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对“反革命罪”做了明确的解释,并规定了处刑的标准。按其规定,凡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及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行为和意图者,均可定为“反革命罪”。首要分子或情节严重者,均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44]比较《条例》与上海1949年底提出的《处刑标准》草案,不难看出两者思路基本之不同。《条例》的提出,就是要在这一特殊形势下,给各地执法司法机关开一杀戒。毛泽东据此再度发出指示,批评包括上海在内的各大城市,均“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镇反”工作。他特别叮嘱:“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

  像上海这些大城市,“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45]随后,眼见北京、天津、重庆三大城市已开始动作,上海等城市仍未见积极响应,毛泽东又一次点了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名字。他专门批转了天津市的捕杀计划,要求上海、南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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