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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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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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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经管有确实担保外债说明书》（1927年7月）、《财政部经管无确实担保外债说明书》（1927年7月）等；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辑有《中国外债汇编》（1935年）等。
资料整理之余，一些学者研究外债史，如中国银行的《中国政府的债券与债务》、刘大钧的《外人在华投资》（1929年）、万籁鸣的《整理中国外债问题》1，贾士毅的《国债与金融》2、汤象龙的《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3和《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4等均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此时，各国在华银行也进行了外债资料的整理和相关的研究，一些银行的总经理、总会计师在报告银行业务时，对外债问题有专门说明，并撰写了专题研究报告，粗略算来，有贝林的《中国的外债》5、孔士的《中国的国外公共债务》6、菲尔德的《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7、亨利·巴尔的《中国外债研究》（1934年1月1日）8、田村幸策的《支那外债史论》、土屋计左右的《中华民国的国际信贷》9等。
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外债资料整理继续进行，如交通部编辑的《交通部债务汇编》（1943年11月）涉及了铁路外债和电政航政外债的举借、偿还；财政部编辑的《财政部经管外债说明书》（1947年）说明了战前外债、战时外债和战后外债的情况。由于抗战时期政府举借了一系列的外债，一些学者立足现实，研究了外债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表现，撰写的论著有：《甲午前中国外债考》、《从六国银行团到善后大借款》、《民初善后借款之交涉》、《中国铁路外债合同之史分析》、《我国外债研究》、《庚子赔款与中国外债》、《民国初期外债与中央财政》、《清代外债史略》与《外人在华投资》10等等。
在这些外债史研究成果中，对外债性质有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 “国际交换的发展，表现国际分工与隶属于帝国主义之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之唯一而重要的表现”，外债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资本主义展开的重要动力，是有益的。二是认为不论是哪一国的外资，其在华投资大部分来自于我国工农群众的榨取、靠政府赔款、银行吸收官僚军阀存款以来及商品销售所得的利润等，再用于投资或收买农产，如此发展起来的“分工”，是“在国际金融资本支配下的一个形态，同时也是各国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一个经济”，外债的作用是帝国主义“证明财政及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不能发展生产力”11。“这些债务都与战争、反外、内战、政治阴谋有着联带关系”12。
具体研究以贾士毅、汤象龙和雷麦的最具特点。贾士毅利用政府财金官员之便，搜集了大量的内外债资料，撰写了《国债与金融》，这本著作对外债“现时”状况作出了详尽的说明，勾画出中国近现代外债的面貌以及与之相关的财政金融关系，缺点是描述多，分析比较浅显。雷麦以外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受纽约社科科学研究会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撰写有关外资著作，对诸多外资银行进行通讯调查，还到中国各地及美、英、日、法、南洋等处进行考察，书中对外资（包括外债）的数量有了比较明确的折算（如采用美元的折算方法），按照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在华资本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涉及了中国外资的结构的问题，与贾士毅的研究相比，基本上概括了外资活动的时期特征，不过受经济学视野的限制，他关注的是量的变动，没有深入探讨质变的一些根本性因素。汤象龙的成果则是勾沉诸多档案资料，讨论了民国之前赔款和关税担保外债的举借、偿还情况，是微观研究的力作。
由于外债研究刚刚起步，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外债数量与款项究竟如何还不清楚， “吾国内外债款，日益紊乱，中央如是，各省亦然，不仅头绪纷杂，已失常轨，即求全国内外债明细之表，亦不可得”13，因此研究成果以债项、数量的讨论为多。同时在研究者群体中，以经济学家或金融工作者为主导，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颇嫌不足。 二、50-60年代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状况
50-60年代，在外债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版了一些著作和资料丛刊，诸如魏子初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和《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刘秉麟的《近代中国外债史稿》、宓汝成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蓝以琼的《揭开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黑幕》14等。
其中以《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和《近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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