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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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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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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筹措了很大一份资金”24，他进一步指出，外资的竞争对中国占有企业或传统经济部门并没有产生破坏作用，相反，通过沟通、联系以及其他作用，“外资在1937年前中国经济取得的各种近代化进展中发挥了主要作用”25。
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者大以资料为本，以史带论，按照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展开外债研究。但由于研究人员的有限，资料整理仍嫌不完善，系统研究不足。 三、70年代末至今的中国大陆外债史研究状况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大陆中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26，直到70年代末，局面才改变。此时，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内外环境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史学界把研究重点转移至近代对外经济关系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资金缺乏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补充资金，筹措外来资金成为经济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于是利用外债进行资金补充的探讨也就逐渐增加。从80年代开始，有关部门改变“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经济政策，举借了一批外债。经济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动力，使史学界对于以前外债史研究的一些定论有了重新的思考，尤其是与外债纠缠在一起的外资成为重新评价和理解的核心命题。
其次是在国际学术争论中，资本主义与世界发展的相互关系成为热点，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激烈交锋，主要讨论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输出的问题。依附理论作为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思想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学家的支持，他们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剥削理论，并将其运用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批评60-7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关于外债是发展中国家引擎的观点，提出了债务“桎梏”理论，即第三世界国家远远没有从国际资本流动中获得好处，外债是富国榨取穷国本来可以促进内部积累的剩余的一种手段，国际资本“向‘不发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把第三世界引入了“债务陷井”，让他们“受资本主义强国和它们的机构操纵”27。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与依附理论者的争辩中，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认识，在论述外债与经济的关系上，既肯定外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又指出了运用中存在危害可能性，如1985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在“集中阐明国际资本对于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同时，又强调获得国际资本也承受着风险，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外债是一张造成灾难的处方”。理论认识的不断辩争，实际上为外债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进入黄金时代。资料整理上，自80年代起，以许毅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对外债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经过13年的努力，编辑了《清代外债史资料》28、《民国外债史资料》29、《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30、《中国外债史料汇编》31等；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也出版了《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32，这些资料大部分选自未公开出版的档案，是继60年代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资料统计1853-1927》的又一丰硕成果，成为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最基本资料。
此外，有关外债的著作不断出现，最初是宓汝成在50年代整理中国铁路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33，对外债与铁路修建的关系上作了详细的阐述；还有的是一些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名家将自己在文革前发表的一些旧作结集出版，如孙毓棠的《抗戈集》34绝大部分内容是有关中国外债史的，再如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35也有相当篇幅涉及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活动。
进入90年代后，新的专著数量剧增，以许毅为首的研究群体，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展开外债专题研究，撰写了系列论文，已分时期编为《清代外债史论》36和《北洋政府外债史与封建复辟》37；曹均伟则以外资为讨论要点，撰写了《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38、《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39、《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40；杜恂诚以日本在华投资为研究对象，撰写了《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吴心伯围绕着美国的“金元外交”对20世纪初年的外债活动进行剖析，撰写了《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9-1913）》41；汪敬虞以外国资本与中国金融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42；戴一峰在《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43也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在讨论外债与海关之间的问题；陈争平的《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44也涉及了外债的国际收支问题。除此之外，大量的财政史、经济史等论著也都有很大的篇幅叙及外债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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