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秦国境内已无儒者的存在，更不意味着与前述梁启超的判断恰好相反。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儒学既已不成为显学，儒者也不再显赫，但作为掌管礼乐文化的专职官员，秦国统治者并没有完全排斥他们的存在。尤其是随着统一战争的进程，在怎样才能巩固统一这一历史课题面前，秦始皇并没有忘记征询这些儒者的意见，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完全倒向法家路线一边。博士淳于越等人与李斯的冲突，便是极好的证明。

　　如前所说，秦王朝的军事统一虽然获得了成功，但如何巩固这种统一实在不是军事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而势必牵涉到文化及各地的不同传统问题。相对说来，政治的统一为文化的统一创造了条件，文化方面的某些制度、设施完全可能因政治势力的干预而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但是，文化的运动毕竟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过程，它的某些方面，诸如人们的文化心理素质、思维习惯等深层结构往往并不因政治的变动而发生显著的变化。事实上，秦王朝统一帝国的建立毕竟仅仅依靠武力征服，其政治上的变动过速过剧也不可否认超越了人们心理上的实际承受力。而且，一统帝国的建立毕竟是前无古人的盛事伟业，它既无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也无失败的教训提供帮助。因此，当秦王朝积极从事文化方面的变革以巩固政治上的大一统时，儒家学者的作用和影响依然存在。只是儒家学者如淳于越不太赞成文化变革中的激进主义做法，强调 "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 。不论这种观点的主观动机如何，但我们由此看到的一个明显事实是，面对政治统一的社会现实，儒家的智慧资源不仅相当贫乏，而且充满着不易克服的内在矛盾。

　　毫无疑问，淳于越从经验主义的立场提出 " 师古”的主张，就其思维方式来说与孔孟等儒者确乎一脉相承，就其主观意图而言，这种建议当然不是为了 " 拆台 " 而是 " 补台 " ，是期望秦王朝的决策者在制定文化政策时，充分尊重已有的文化传统，在保持社会秩序持久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渐进的变革。应该说，淳于越的这种主张不仅其心可嘉，而且未尝不是一种可以尝试的选择。秦王朝的决策者如果就此三思而后行，恐怕不仅儒学的历史将要改写，而且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可能都因此而转向，秦王朝也许不会落个二世而亡的悲惨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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