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秦国历史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之真实情况，我们已无法复原。但是，由于秦国历史的复杂性，特别是由于如《汉书·地理志》所说，秦国毕竟是一个移民似的国家， " 是故正方杂厝，风俗不纯。其士家则好礼文，富家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因此，儒学在秦国的真实情况恐怕并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经过商秧变法之后，极端功利主义的法家思想在秦国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儒学势力由此不能不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和摧残。《商子·去强篇》说： "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 " “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悌、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代办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显而易见，这是以极端功利主义的态度来评判儒法二家思想的差异和价值，由此儒学在秦国的真实地位便不难推想。

　　儒学在秦国的势力经商鞅变法的打击受到相当程度的摧残，甘龙、杜挚等具有儒学倾向的人物虽不一定受到商鞅的清洗，但由于社会上极端功利主义风气使然，以及官方的提倡，儒家学者在秦国不太吃香或少有传人，似乎为不易的事实。据荀子亲临秦国时考察所见， " 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大，出于其门，大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动，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思矣。兼是教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 ? 则其殆无儒邪 ? 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

　　如果荀子的这番考察确实可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一方面社会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社会风气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和自成秩序，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整个社会处在法家强权主义的控制下，这种发展与秩序实际上潜伏着相当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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