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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北部边防若干问题之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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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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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在北部地区的边防政策、边防武装力量建设以及边疆经济开发等方面，相沿者多，更异者亦不少。对这些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两汉边防的源流演变，理清其发展脉络，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其特点，探求它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边防政策
两汉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最为持久。《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云：“四夷之暴，其执互强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而灵献之间，二虏(指乌桓、鲜卑——笔者)迭盛。……其陵跨中国，结患生人者，靡世而宁焉。”因此，两汉边防重心在北方，“西边、北边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①。构成两汉时期的重要防线。
由于边防形势不同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两汉王朝相应地采取了不同的边防政策。
西汉经历了和亲防御到积极进攻的转变。
早在汉高祖践祚之初，就曾有图匈奴之举。汉高祖亲率32万大军北伐匈奴，但因准备不足，被困平城白登山，损失惨重。由此，刘邦不得不采纳娄敬的建议：“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②对边防采取防守政策，史称“坚边设候，结通和使”③。
“坚边设候”：就是在边境地区设立关卡，建烽燧，布置边防力量，加强防御能力。如高祖二年(前205年)“兴关中卒乘北边塞”④；文帝时实行削藩、收边郡措施，在北方边胡之燕、代国更置缘边郡，“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⑤；并令军分屯于飞狐、句注、上郡、北地以及长安附近之棘门、霸上与细柳“以备胡”；同时，采纳晁错的建议，“徙民塞下”，充实边境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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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② 《汉书》卷四三《娄敬传》。
③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④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⑤ 《汊书》卷九四《匈奴传》。
“结通和使”：就是与匈奴和亲。高祖九年(前198年)取家人子为公主妻于单于，使娄敬往和亲约；惠帝三年(前192年)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景帝元年(前156年)遣陶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希望通过和亲来减缓匈奴人寇频率。
汉初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和周边民族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对医治战争创伤、稳定政治局势、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然而，匈奴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以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①。使其一直没有放弃对边地的掠夺。《汉书·晁错传》云：“汉兴以来，胡虏数人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自吕后六年(前182年)至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败匈奴右贤王子河套以北止，共58年，匈奴入寇约有29次之多，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大规模人寇。其入寇兵力每次由三四万骑至二十万骑不等；其入寇地区，或专掠一郡，或分掠数郡；杀戮边地人民，自太守、都尉以下，每次都是数千乃至数万。其入寇地点，涉及狄道、陇西、朝那、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几乎包括汉朝北疆数千里，成一方大患。
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70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②；加上国内诸侯王问题已得到解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大加强，使汉王朝与北方民族关系的优势转到西汉一方。边防政策也由汉初之防守转为积极进攻。武帝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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