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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北部边防若干问题之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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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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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③自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开始了大规模战略进攻，对北部进行了积极经营。
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阚，败白羊、楼烦二王，“收河南地”，而置朔方、五原郡。
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进攻河西走廊，大破匈奴，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后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率1O万精骑，“私负从马凡一十四万匹”，出征漠北。击溃匈奴单于及左贤王，“匈奴远循，幕南无王廷”，由是，“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④。并于“河南”地沿边五郡塞外置五属国以处匈奴降者。
汉武帝实行积极拓展的边防政策，取得了“斥地远境”的作用。但由于连年大规模攻伐，亦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⑤。《汉书》云：“汉(武帝时)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费多，财用益屈。”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下轮台诏与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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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征和二年闰月条。
② 《史记》卷三0《平淮书》。
③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④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
⑤ 《汉书》卷一《高帝纪》。
昭、宣之世，边防政策也由汉武之时的积极拓展而转为相机攻伐。如宣帝时，匈奴遭天灾，丁零攻其北，乌桓人其东，乌孙击其西，汉也于本始二年(前72年)和地节二年(前68年)两度出兵攻击匈奴。其后，匈奴内乱，五单于分立，互相攻击，来降者前后踵继。汉王朝对来降归义者实行招抚。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单于遣子入侍，自是以后“单于守藩”，“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①，使得边境安宁60余年。
东汉边防大体经历了消极防御到“以夷制夷”政策的转变。
东汉之初，经过长期战乱，“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什二三。边垂萧条，靡有孑遗”②，“城郭皆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今其存者，非锋刃之余，则流亡之孤，迄今伤痍未愈，哭泣之声尚闻”③。东汉政权出于“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采取了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措施。在边防指导思想上也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主守而不主攻，即所谓“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④。实行收缩边防的政策，主要表现在：
其一，罢亭候吏卒。光武针对“边垂萧条，靡有孑遗，障塞破坏，亭燧绝灭”的局面，于建武二十三年(47年)“诏罢边郡亭候吏卒”⑤。
其二，内迁边民。因河东地区屡遭匈奴袭扰，“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⑥，刘秀被迫内迁边民。建武十五年(39年)，大司马吴汉迁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吏民6万余人，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寇”。
其三，放弃西域。建武期间，西域诸国“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同时表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⑦。
其四，引匈奴、乌桓入居边塞。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匈奴归降，设匈奴中郎将，“自是以后为常，乃悉缘边八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⑧；光武二十五年(49年)设乌桓校尉，“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⑨。
光武帝的边防举措，奠定了东汉一代边防政策的基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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