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个变化首先是表现在帝位之争上。秦王李世民征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周围也团结起一大批人，多是功勋显著的猛将，与秦王有一致的利益。但太子建成因名正言顺，周围也有许多谋臣，不过，这些人比较杂，大部分都不是关陇中人，利益上与关陇重将有一定冲突。顾而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最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表面上是两人之争，实则是政权基础中的两个系统间的较量。“大抵李建成以李世民手下重要将领为收买对象，结果殊难有成，李世民则更为诡秘，着重收买李建成手下的次要人物，因为这些人既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一方面容易达到收买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能够发挥内奸的作用” 。而玄武门之变的直接促发因素就是要调动秦王身边的猛将去抗击突厥，对于一般将军而言，完全没有必要多管这种皇帝自家的事，因为那是极其危险的，但秦王周围的人却比他还急，除了秦王个人的人格魅力之外，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建成若成为皇帝，则那些关陇集团中人的利益必然受到威胁。此外，山东的许多豪族都是支持建成而反对世民的，他们在朝中多是文臣而非武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矛盾。

    玄武门之变后，王朝的政权基础有了首次大的变化。

    “在太宗取得政权之后，他和秦王府属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些人会很容易依仗他们的功勋和他们与太宗的亲密关系，把太宗包围起来，垄断大权，把持朝政……” 。历来马上得来天下的帝王，都要面对削功臣的困境，昔日的功臣，现在成了最大的障碍。太宗既不能完全放弃之，也不能受其左右。所以，他必需扩大其政权基础，寻求新的力量，既支持他，又牵制旧部。“提用他们（东宫府属），可起牵制秦王府属的作用，使太宗摆脱秦府旧属的包围，……玄武门事变后，建成余党满怀疑惧，他们既为太宗所用，则政治上的不稳局面自然消失” 。自此，唐王朝的政权基础大大的扩广了，开始向全国各地招揽人才，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并大量利用文人进行帝国的管理，保证了行政的效率“唐代的官僚队伍由流内官、流外官、杂官组成。……流外官、杂官处于官僚机构的底层，负责一般的行政事务……盛唐时期，官吏定员约三十七万名，其中95%是吏，……余下的5%是少数的流内官即真正的官，” 王朝的兴盛，离不开这些官员的有效管理，而他们也成了支持王朝政权的外围基础，当然也有一些人进入了政权的核心，不过他们没有构成稳定的集团，只能说是散兵游勇，纵然攀上富贵，最后成为其中一员。他们距离皇权最近，最能左右王朝的命脉，一旦他们之间、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势必使皇朝从内部瓦解！而只要他们能平衡，则会令帝国越来越强大。而为了平衡之，聪明的皇帝总是不断提拔一些新人，注入新血液，平衡力量对比，使皇权高高在上。太宗虽然大力提拔各地新人，但也十分注意保持关中的突出地位，“在官员的调遣、任用上，也重内轻外，重视中央官员而忽视地方官员。将各地有统治才干的士人集中京师，便于驾御……。” 正因为这样，唐初形成了一种重内而轻外的官场风尚。

    军队方面，大量吸收中小地主，以军功为诱惑，从外围团结了许多力量，扩大了政权的武力支持。“参加对外作战成为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 。

    但从核心部分看，帝国的武力主要还是靠关陇集团，只要没对皇权构成最大威胁，他们始终是皇权最重要的高层支柱——对内维护秩序，对外保证皇帝在尊严。如羁縻政策，“羁縻政策，就是不改变被征服民族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任命他们为的贵族为羁縻州府的都督史，继续直接统治本民族” ，在唐朝早期是极为有效的一种管理方式，单到了中后期，却成了极大的威胁，何也？就是因为早期关陇集团有强大的威慑力，而后来皇帝失去了这个最重要的基础，在也无法保证其尊严。同样的例子还有，……“安史之乱的精兵是城旁，平安史之乱主要仰赖城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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