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位继承和皇室成员婚姻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发现大唐政权基础的变化。在封建帝国正常的状态下，都是储君继位，在非正常状态下，继位往往受到外戚、宦官、军队的影响，而在这种情况下，皇权已经极其不稳定了。“从唐太宗到唐肃宗的七位皇帝，全是借宫廷事变登上储位后大位的；而后期字唐穆宗到唐昭宗的七位皇帝， 以宦官所立者七君，” 早期的李唐皇室在婚媾上保持与关陇的密切关系，两者可以说是一体不分的，可以说，外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关陇集团，使李唐皇室成为一个集政治、血缘、族望、军事、一体的集合体，也因为如此，皇权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同时为了笼络对其反感而有很大力量的山东豪门，太宗曾企图与山东豪门联姻，不料却被拒绝。“唐太宗想扩大最高统治集团和统治核心，具体措施主要是两条，一是修订氏族志，二是皇室与勋贵名臣联姻……，”

    “这样，唐太宗原来审订氏族，让关陇贵族、山东氏族、江南氏族、代北虏姓互通婚姻，将这些集团联结起来，共同拥戴皇室的目的不仅未能达到，反而使山东氏族的社会影响更为扩大。” 尽管两度修订氏族志都没有达到目的，但对规范人们（普通百姓）的价值观却收到了意外的效果，使得政权获得极其广泛的社会认可。之后的皇室婚姻就比较分散，没有集中在某个集团里，太子的立废也极其频繁，太子的权力被严格控制，惟恐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也反映了皇权在高层没有具体的支持。“隋唐皇位继承与太子地位的变迁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隋代及唐代前期。这一时期……，同时，皇太子往往拥有较大的权力，甚至直接掌握部分武力，东宫成为国家的次要权力中心……，转折时期是唐玄宗即位以后，即第二阶段……因此，从唐玄宗开始，唐历朝君主一反隋至唐初的作法，开始转而削弱太子的权力与地位，以图巩固皇权和安定政局。”

    武后以后，大力起用庶族地主，对旧有的关陇贵族则极力破坏，诚然，政权的较低的基础是扩大了许多，大量的庶族地主参与到政权管理中，但高处却是不胜寒，可依靠的基本只有家族、宦官。这种局面最大的后果就是军队没有集中到皇帝手中或皇帝身边，政权失去了最基本的支持，其他后果，如皇帝废立、中央权威等也在军队叛乱后逐渐表现出来，由于高层的坍塌，继之而来的是地方的混乱，整个帝国就进入了一种无序状态，均田、府兵、羁縻等政策再也无法推行，官僚体系效率无法保证，腐败已成必然，兼并陡的加速，社会上随之出现大量流民，“破产流亡农民的出路不外三条：一是作地方的佃农，所谓“依托强豪，以为私属”；二是聚众起义，所谓“所在群盗，半是逃户”，而投身军队则是第三条出路，这就是藩镇武力的由来，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 。这些地方的变化最后又反作用于中央，突出表现为中央财政的困难，无法维持一支中央军队。“奏文（朱礼.《复佛寺奏》）云：“开元之间，率户出兵，籍而为伍，春夏纵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将，以戒武事。如此则兵未始废于家，农未尝夺于兵，故开元之民力有余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万，皆衣食于平民，岁度其费，率中户五仅能活一兵。如此则编户不五百万不足以给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长安政府已经困于养兵了。因为困于养兵，于是引起藩镇的割据。” 可见，很大程度上，藩镇割据的出现是源于高层政权基础的坍塌。而藩镇局面一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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